家长参与的力量

——家庭资本、家园校合作与儿童成长

作者简介:
吴重涵,男,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现代学校制度与家校合作、学校办学合法性策略等;张俊,男,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西省家校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梅雾,男,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西省家校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江西 南昌 330038

原文出处:
教育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为研究家庭资本、家校合作与儿童成长间的规律性联系,根据“江西省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合作跟踪研究”的大样本数据,从家庭视角,提出了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区环境和家校合作对儿童成长作用的5个研究假设和1个推论,采用定序因变量回归模型和F联合检验的方法,发现在控制儿童智力水平、性别等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所在的社区环境对儿童成长作用不显著,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所在地”、人力资本中的“父母学历”、社会资本中“联系频率”,以及家校合作中的“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在家学习”等变量对儿童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家校合作减弱家庭资本与儿童成长间的相关性”在中国同样存在。研究指出,弱势家庭可通过加强与学校的合作,促进儿童成功,这种促进就是“家长参与的力量”。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3-0015-13

       从世界范围看,家庭出身与儿童教育获得间的联系普遍存在。教育不平等使阶级地位在代际之间传递,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工具(布尔迪约,2002)。20世纪以来,尽管许多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弱化这种联系,但几乎毫无例外地,这种联系仍然存在(李春玲,200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家庭经济条件有显著改善,然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家庭禀赋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的教育获得和成就,如果“寒门难出学子”,则是从本质上关系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合作(本研究中的“家校合作”,皆是指中小学幼儿园的家校合作、家园合作),被证实对教育公平有重大意义。家庭、学校的主动、积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决定出生的被动宿命,减弱家庭差异对儿童成长造成的影响,促进儿童成长,并对改善家庭与学校关系、促进学校教学等作用显著(Epstein,2008;Becker,1987;Epstein,1986;Sewell,1967)。在我国,中小学幼儿园的家校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本土理论还没有系统建立,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工作总结、政策诠释和对国外经验的介绍上,停留在家长教育、德育功能等单项研究上,尚难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每个人都认为家校合作有用,但作用的方面,结果如何测量,有多大作用,作用机制如何产生等,没人说得清楚,甚至也没人说得清国外的研究和实践结论是否适用我国(吴重涵,2013)。

       中小学幼儿园的家校合作是一个有着巨大前景的教育改革领域,一定意义上讲,谁抢占了这个制高点,谁就获得了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先机(吴重涵,2013)。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省家校合作研究中心为主,启动了“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合作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跟踪研究”科研项目和江西省教育体制改革重点项目“创新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合作教育机制”,旨在对家校合作进行跟踪研究和制度化的实践推动,在理论上探索家庭背景、家校合作与儿童成长间的规律性联系,分析我国家校合作的现状和特征,概括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合作理论和行动原则,以敷指导实践和研究之用。

       家校合作具有家庭和学校两种视角,本文基于家庭视角,根据“跟踪研究”的大样本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家庭资本和家校合作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分析家校合作的具体方面对儿童成长的作用,并验证我国的家校合作是否同样也同样可以“减弱家庭出身差异对儿童成长造成的影响”。

       一、理论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家庭资本与儿童成长

       教育是现代社会个人实现价值和取得成就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教育研究中资本概念的引入,确立了以投入产出为主流的解释逻辑,即家庭当前对教育的投入能带来未来收益(Schultz,1970),家庭资本是解释儿童成长差异的重要变量,它向人们提供了透视儿童成长的结构视角。

       家庭资本是关于家庭收入、教育、职业、社会关系等指标的综合衡量,对儿童来说,它是一种先赋资本,为儿童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源,与儿童身体、心理及认知发展有着广泛的联系(贝克,2002)。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儿童成长的家庭背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等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布劳和邓肯在《美国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一书中,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研究教育获得,指出教育获得,与家庭资本,特别是父母的职业和学历有着极为显著的联系(Blau,1967)。威斯康星学派的休厄尔(Sewell)等人扩展了布劳—邓肯的研究模型,在他们对10318名学生近7年的跟踪研究中,加入了个人努力、父母鼓励、家长参与等中介变量,发现这些中介变量会降低家庭背景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并对儿童成长有直接作用(Sewell,1966;Sewell,1967;Sewell,1968a;Sewell,1968b)。

       舒尔茨开创了教育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研究,父母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不但意味着更高的劳动技能和产出率,更好的学习和迁移能力(Schultz,1970),其人力资本的外部收益还包括更优秀的家庭育儿观念,更科学的教养方式,更亲密的亲子环境,在儿童成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使其终身受益(伍尔夫,2000)。布迪厄在《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中,将家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纳入分析框架,指出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而又隐秘的渠道,社会资本、经济资本(Material Capital)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一起在子代的教育获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布尔迪约,2002)。佩纳的研究指出美国非裔学生比白人学生上大学的机率小得多,很大程度上可用他们家庭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上的劣势来解释(Perna,2005)。就大学生本身人力资本(如学习成绩、实习经历、担任学生干部等)对初次就业的作用来说,比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大一些(岳昌君,2013),但马莉萍和丁小浩指出,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社会资本的相对重要程度在日益凸显(马莉萍,丁小浩,2010)。赖德胜认为在获取就业机会和决定起薪方面,社会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替代关系,在决定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工作方面,二者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赖德胜,2012)。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