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22)04-0065-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2.04.008 一、推进教育决策科学化需要创新研究方法 1.传统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存在局限 近年来，我国愈发注重教育决策①的科学化，强调以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论来指导教育政策研究。已有学者梳理了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包括国际比较研究、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高晓清等，2007；胡伶，2017；范国睿，2020)。然而，已有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存在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当下教育决策的发展需求。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研究者开始运用国际比较方式来对国外改革经验进行总结、评析和借鉴。但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国外的已有经验并不一定能有效解决我国的教育问题(李志超，2015)。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采取理论思辨方式来对教育政策的相关概念、命题、基本理论等进行逻辑推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思辨研究也遭遇了一些质疑和批评，比如缺乏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动态认识(彭荣础，2011)、研究问题脱离现实(劳凯声，2014)、论证主观且缺乏现实根据等(余清臣，2018)。为了更好地结合现实，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国内学者开始呼吁加强实证研究(叶澜等，1989；袁振国，2017)，教育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这种趋势。教育政策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等研究方法。但政策改革通常涉及多方权益的博弈，一般性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难以进行全面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很难把握实际的政策传播机制，更无法对政策实施结果进行精准预测(刘复兴，2004；李大宇等，2011)。在这样的背景下，“试点”作为真实实验的典型方法脱颖而出，其能够提供真实的经验反馈，检验政策实施效果并分散风险(韩月，2019)。但真实实验的可操作性不高。实验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通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成本高且风险大(赵俊芳等，2019)。而且，政策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学者的经验判断，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往往会超出他们的预料，在真实实验中一旦出现纰漏或差错，会引发严重后果，甚至导致改革“后遗症”。除此之外，从真实实验获得的结论在可推广性上存在不足。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地域差异性等因素会导致一些政策试点的推广范围受限(刘军强等，2018；吴全华，2018)。 既然传统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存在较多局限，那么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必要进行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创新。 2.政策仿真有助于提升教育政策研究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构建模拟的社会系统。以游戏《模拟人生》为例，该游戏的工程师利用模型来模拟人类行为，通过角色变量的设定来描述并控制虚拟市民的能力和即时需求、对活动的偏好以及他们与其他虚拟市民和所处环境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一个和现实高度贴近的虚拟人类社会。这种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被称为仿真，仿真的思想和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于学术研究。其中，政策仿真研究在国外的起步和应用较早，主要用于社会治安政策、外交政策、宏观经济或市场管理政策等方面(邱枫等，2013)。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利用政策仿真方法开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宏观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区域发展与规划政策等)、社会政策(如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研究(娄成武等，2013)。 政策仿真能够解决其他方法难以应对的现实问题。以我国的生育政策为例，由于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因此在制定生育政策时，需要考虑诸多影响因素，这就对政策研究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性调研虽然能够获取社会各方对生育政策的态度倾向，却难以长期追踪动态的民意变化，也无法预测不同政策实施的结果和影响。真实实验方法亦不可取，一方面其受到伦理道德的限制，另一方面其可操作性低、政策实行风险过高。而通过政策仿真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有研究者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仿真起点数据，基于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规律与趋势进行假设，测算出不同生育政策下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果的变动情况，分析了不同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证据(郭震威等，2008)。相较于真实实验，利用政策仿真方法不会受到现实的道德伦理限制，还可以避免研究的高成本与高风险弊端。政策仿真具有可重复、可检验的特点，可以通过不断修正和迭代，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现象，让我们对客观规律有更深入的认识。 鉴于此，可以将政策仿真方法引入教育政策研究中，从而提高教育政策研究的科学化水平。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也关注到了这一前沿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利用模拟的方式，可以为科学的教育决策提供依据(顾小清等，2016)；在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实现的教育模拟系统中，可通过参数演化，自动化、快速生成大数据，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观察教育系统的演化过程，可进一步总结教育演化规律(余胜泉等，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