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22)08-0084-08 随着社会变革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尤其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显得已经不能透彻地对当下的人类社会进行描述，它逐渐将会被想象力时代(Imagination Age)所替换。[1]在此过程中，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加紧密，新的文化形态层出不穷，各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偶发性问题的张力空前彰显。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着当下的时代状况，也对人之存在境况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学如何能够在准确把握时代状况精神与人之存在境况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教育变革朝向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迈进，既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呼唤着教育学想象力的理论研究。 一、时代状况与教育学想象力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看来，时代状况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普遍议题始于现当代，源于人们对自身存在状况及其精神存在危机的焦虑和求助，它是一个普遍的人类性问题。如此意义上的时代是指以科学和技术理性为主导，在人的生活被逐渐科学化、技术化的进程中，处于其中的人的存在境况及其精神状况。它最初形成于西方，但随着科学主义、资本逻辑与消费逻辑等的跨区域形成，这个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的时代已然成为人类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 统观该时代状况，其间显现出高度张扬人，但人的真实存在又在技术、理性、资本和消费等多重逻辑的宰制中被逐渐遗忘和物化的吊诡现象。一方面，这个新的时代一再高度宣扬为理性原则所指引的人将决定自己的命运，[2]人既可以借助理性把握世界的实存性，又能通过对时空以及物质的技术控制来设法改变实在，由此使得世界发展合乎自身的需求和目的；另一方面，由此所引发的人的生活的科学化与技术化又使得人的存在逐渐处于“技术形而上学”的精神统治之下，甚至于人被技术、资本、理性和消费所支配成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命运状况。该状况的形成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人的行动能力与反思意识的“退化”可视为其帮凶和亲手缔造者。其结果便是人越强调和张扬自身，反而越被自己创造的技术、制度和科学等所吞噬，而依据某种标准和绝对确定性逻辑来进行生活也就成了这个时代中人的必然选择，存在于其中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对自身存在境况的觉察意识和改造能力。 针对于此，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一书中所发出的震撼20世纪人文科学的口号——人之死，可视为是与技术理性主义抽象的、纯粹的与无条件的人的观念的彻底决裂。在此过程中，处于该时代状况之中的人也开始意识到，“人的生命和精神的一切价值一向所依赖着关于人的存在在绝对者中得到安置和生根的知识，已变为可疑的、表面的、相对的，并且从终极的诚实来看，这不过是假象。……当在被那支撑着并赋予人以意义的一切世界秩序所遗弃之时，人感受到了无限的孤独和无限的荒谬”[3]。雅斯贝斯则从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层面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要将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转化为实存哲学的观点。据其观点，人的存在不能依据知识、确定性和某种条件来进行推理，它是可能性。这种作为可能性的存在(人之“实存”)，才是世界及其外观的历史进程的本原。人，只要没有被完全事实化、客体化，就有机会体会到自己的这一本原，从而意识到自己应该负起作为人的责任。[4]据此而论，人的自我意识与人对时代状况的关注和批判是同步的，而能够以行动的方式来充分显现人之可能性存在的本质则是我们找寻人之存在意义的内在依据。同样，如何能够通过唤醒人的自我意识来让人深刻反思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并在行动中不断扩充其存在的深度和意义也就成为改变时代状况的关键。 教育是人类自我启蒙和确立自我意识的重要实践，教育学如何能够准确把握时代状况以洞察人在其中的具体存在境况，以自身想象力的充分发挥来唤醒人的自我意识与反思意识，通过正义的教育行动充分彰显人之存在的可能性，则是教育学推动教育变革来改变时代状况中人之存在境况的关键。急剧变革和不确定性构成了当下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深刻的社会变革呼唤着新的教育形式，能够适应该时代的教育学势必要高瞻远瞩，以学科想象力的研究为突破点，主动扬弃对人进行预设和抽象设计的做法，着力唤醒人的行动意识，增强其参与和改变时代状况的能力。以此为追求的教育要教会人们共同承担风险并谋取新的合作与发展的各种新能力，必须要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结合为一体。[5]恰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说：“我们的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变革。”[6]持续不断地变革是变革时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样态，通过人的自我意识的重新唤醒与行动能力的增强，让这个时代中的人整体地审视和改变自身的存在境况也就成为教育学想象力的理论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