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因探源：中西文化的相异与会通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1-0004-13

       当今世界，知识社会，创新是其主要动力；中华复兴，创新已成国策。创新及其教育是一个系统，系统问题的解决之道须“循其本”，创新之本在文化。全球化时代，创新及其教育面临多元文化语境，中西比较已成关键主题。一般认为，西方文化具有创新天性；中国文化是否适合创新，则众说纷纭，其中认为其压抑创新的观点颇有市场。其实，这两种文化各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和与之相对应的创新特点、机制。本文立足教育，着眼创新，试图深入解析中西文化之创新问题，追求在转化和融合中兼收并蓄，逻辑自洽。所谓转化，即任何一种文化对于创新而言都是利弊并存的，故要善于转化，因势利导。所谓融合，即任何一种文化要直接移植或嫁接到另一种文化之中都不容易适应。故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大语境中，尤其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交融中，须立足自身文化特质生发更加适合创新的文化—教育大系统。

       一、本立而道生：创新之本是文化

       如何理解创新，直接影响我们在实践上如何探索创新和进行创新教育。一方面，我们所理解的创新绝不仅限于科学真理的发现和技术的革新发明等“硬创新”，而且也包涵了人文和艺术等层面的“软创新”，即创新必然落实为人本身的整体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我们既要就创新谈创新，又要不就创新谈创新，对创新的研究需要开放而系统。在系统中，处于深层次的是文化，文化是问题产生及其解决之本根。

       (一)创新理解之整体观：个人—社会，显性—隐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系统研究了创新的诸多影响因素，他总结为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和社会文化环境六大点[1](p2-8)。这里既涉及个人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既涉及智力、知识等显性因素，也涉及人格和文化环境等隐性因素。现实中，影响创新的各种因素表现为复杂、多样、多层，它们相互勾连、浸染、盘错。为了更清晰地揭示其整体性并凸显其纵深度，我们以“个人—社会”为横轴，以“显性—隐性”为纵轴，将诸多复杂的因素划分为以下四个“象限”(见图1)。个人方面有知识、方法和思维等能力因素，还有情绪、个性、价值观等态度因素；社会方面有利益、制度和机制等条件因素，还有习俗、传统和文化等深层因素。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高度看，诸因素的重要程度，按照制度条件—个人能力—个性态度—社会文化的内在秩序，逐步由第一象限深入到第四象限(见图2)。

      

      

       图2 诸因素的重要性趋向

       通常，我们更为注重显性层面而忽视隐性因素。一方面，个体创新绝不仅在于个人能力层面的聪明灵动，还取决于个性态度等非智力因素——我们的思想观念、心性功夫和人文底色，直接决定能力、智力会朝哪个方向，能走多远；社会关怀、自然关切为创新的意义定调；潜心笃志、诚心敬意，凝聚创新智慧的纯度和力度；人格特征、个性特点，决定课题开展和合作研究的持续性……可见，创新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养成。个人能力和个性态度常属心理学分析视域，而“心理学就是一种文化，它们均以特定的方式建构出自己的世界观”[1](p8)，个体创新的心理分析，即是文化分析。鱼不知水，我们往往难以意识到日益习俗化的文化之无形作用。另一方面，个体的创新心理特征也由文化所浸润。当创新人格得到环境的理解、宽容和鼓舞时，个体的创新性心理结构就会不断成长和丰盈。因此，创新还意味着一种价值认同，一种习俗传统，一种文化氛围。总之，个体的创新活在文化中，文化使我们形成一种人格，形成集体无意识。文化润“物”细无声，不重视文化生态的营造，创新之“花”终将难以不断盛开，“累累硕果”的局面也就不可持续。

       (二)创新驱动之三境界：利益—制度—文化

       何以驱动创新？无非三种方式：利益、制度和文化。国家、社会和学校为了促进创新，利益驱动往往最立竿见影，却如一剂猛药，治急而难以持续。一旦项目、课题需要长期的艰辛，且结果难以预料，唯利是图者则将或避之不及，或讨价还价，利益驱动只能“浅层治表”。因此，创新驱动“必须扩展为创新机制所依托的社会制度变革与文化建设”[2]。制度需要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没有适切制度生长的文化，文化就将“变形”制度，播下去的是“龙种”，长出来的可能是“跳蚤”。忽视文化关照的制度驱动，往往“欲速则不达”，最多只能“中层治标”，深耕软性文化，才能符合长远战略。只有着力文化驱动，才能促使利益驱动和制度驱动形成内在的、持续的逻辑自洽动力，所以文化驱动才能“深层治本”。三种驱动方式分开说就是三种不同境界。唯有文化驱动才能使创新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融为一体，构成理想的驱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