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下，每个人成为独立自由的认知主体和知识创造者有了更大的空间。然而当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知识主体”时，教师与学生之间原有的知识授受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即课堂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学生不再那么敬畏教师，传统的教师权威形象大大削弱。急剧变迁的时代必将引发教育理论的反思与创新，对于师生关系的认识应跳脱出狭隘的主客体地位之争，与之相关的师生关系的理论话语也应凸显教师与学生的生命圆融性与交互感知性，即将实现教育生命的意义落脚于教育行动的每一个个体，把教育生活看成是一种生命个体彼此相互诠释、达到理解的活动。[1] 一、主体观：师生关系二元对立之局限 “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以福柯“知识—权力”的视角观之，在知识占有与解释中处于上位者的主体自然就拥有垄断性的话语影响力，而下位者则处于不利地位。课堂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知识的流通与再生产场域，师生关系容易受到知识—权力意义链条的干扰。师生关系并不仅是单纯的知识授受关系，其内里更是暗含一整套人为控制技术与微观规制秩序，即教师先赋性地掌握着知识话语权，从而获得了课堂秩序的控制权。知识与权力的纠葛会导致师生关系割裂的现实危机，现实的课堂场域容易陷入“中心—边缘”的冲突局面。 从“教师中心观”到“学生中心观”，再到“师生双主体观”的认知转向，体现着传统权力结构观向现代权力结构观的演变。具体而言，赫尔巴特提出的“教师中心观”代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度、中心型的传统权力结构观，即教师作为知识经验的上位者占据教学场域的中心地位，教师对学生的纪律管控亦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上级监控；源于杜威的“学生中心观”则代表着由于学校场域中师生权力不对等、不匹配所引致的边缘权力的呐喊以及现代权力结构观的反转，即“学生中心”理念的流行是由于人们对于传统权威的质疑、对学生群体这一弱势力量的同情所引发的变革；而作为目前主流观点的“师生双主体观”则肯定了教师与学生各自作为权力端点的主体地位，破除了以往单一中心的课堂微观格局，代表着一种新态的非中心、双向度、弥散型的现代权力结构观，即当下的师生互动中存在一种双向的规训关系，教师在以纪律和评价的手段规训学生的同时，其教学行为亦在被学生规训。具体而言，“师生双主体”认知观使得学生的权力主体地位被主流社会接纳和认可，学生的话语以及利益需求也由此被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中，并以评价性权力介入的方式对教师社会行动的选择发挥着显著的杠杆作用，例如学生匿名评教的事务性设置就会缔造出一套新的针对教师的规训话语规则，教师受职称评聘等经济理性思维的影响就不得不服从这一新型话语规则，并按照规则逻辑反思和控制自己的教学行为，这就极易造成师生课堂互动的紧张性甚至无效性。由此可知，由“中心观”到“双主体观”的观念迭代实际上体现着教师与学生作为教育场域的两方势力从“此消彼长”到“势均力敌”的过程，即有关师生关系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从未脱离“师生地位之争”与“师生权力博弈”的藩篱，看似强调师生平等地位的“师生双主体观”仍然隐喻着一种双向度的权力规训。 作为机会平等链条上的第一环[3]，教育本质上是一项消解“中心—边缘”权力配置格局、破解非公正性制度结构、实现共同利益福祉的正义事业，亦即教育存在本身就隐喻着人类对于民主平等、分配正义、尊严维护以及人性解放等诸多理想愿景与追求。然而，无论是以前的“教师中心”或“学生中心”师生观，还是当下流行的“双主体”师生观，已经无法解释当代社会中变迁着的教育现状，无法回应新的教育诉求。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师生关系，只有破除权力与地位的思想圈囿，并将师生关系置于更为真实而广义的教育生活中才能恢复其本真的丰富意蕴。 二、融合：“理解者与行动者”的内在特质 由于人们对于师生关系的认知受困于“主体中心”与“地位之争”的思想圈囿，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看待，教师与学生先天具有的相互理解性与生命圆融性被长期忽视。尤其是当对于师生关系的偏隘认识上升于规章制度层面与泛标准化的现代治理技术时，常常导致教育教学功能的失调。由此观之，应放弃师生主客体对立与力量对比的“中心论”与“双主体论”的传统话语体系，从教育的人本属性与生命特性出发，将教师与学生视为教育生活中的“理解者”与“行动者”，即师生关系应呈现出相互关照、相互依存的共轭型的理想样态，教师与学生亦应达成意念上的共识与行动上的协同一致，破除“知识—权力”语境下狭隘的规训格局与私利之维，使课堂成为蕴含公共理性与民主气质的场域，以此复原师生彼此的认同性、生命性、理解性与互塑性，并实现教育所期望的实践效应——“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4] (一)视域融合：理解与行动的逻辑前提 学校，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角色表演的舞台，教师一方面在以“纪律掌控者”的角色对学生施加“凝视”压力，一方面也在作为“表演者”“服务者”的角色承受着学生对自己教学行为的阅听、审视与评判；而学生不仅在扮演着对于教师教学“表演”的“受众”角色，也在以“消费者”和“被服务者”的姿态对教师的教学行为提出诸多期待与要求，师生的多重角色叠加由此产生一种区别于传统单向度施压模式的“权力—权利”结构，而这就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增添了一道无形的心理隔膜，即教师与学生只是在结构压力之下被动而机械地迎合民主、平等的师生交往观念，看似真实和真诚的师生交往格局其实只是一场预设的“程序化表演”。工具主义的数字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师生间的情感维系，电子机器和数字程序开始左右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在逐渐走向“后台”。这无疑会导致作为课堂教学主体的教师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愈发遥远，师生关系也由此陷入“意义丧失”的泥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