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成就，其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这个国家的教育。虽然教育的观念从开放的角度讲包含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人们从自然界和朴素生活中得到感悟的自我教育等诸方面，但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已承认学校是研究和实施教育的中心，人们正以更为自觉的规划和行为来传续和建设本民族、本国的文化。 有文章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失败的，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这个说法让我感到难以理解。而令我惊讶的是，不仅外国人这样在谈论美国的教育，就是许多美国人自己也开始这样认为。他们在由日美贸易引起的争吵和寻根探源中，了解到许多日本中小学教育的编排和管理方式，并开始担忧美国的中小学生过于自由、轻松，而且所学知识的含量大大落后于日本、中国，乃至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进度上的差距也使许多从日本、中国赴美的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的课堂里轻松过关，卷面成绩极其优异。当然跨出校门后的这两类学生，却在社会适应和创造性工作的赛台上让美国学生大占上风。这里面除了外国留学生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背景之外，“高分低能”的结论也早已广为认同。令人同情的是，许多“高分低能”的“高材生”在走上社会的道路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比别人更长的适应期中经受了考验，逐渐崭露头角；但更多的人则在暂时将就的工作位置上渐渐丧失了拚博的勇气，或再也寻找不到上进的机会，转而追寻安乐的小氛围。对许多曾经在考场成功后再面对就业艰难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与其说他们缺少明确的人生观或良好的心理素质，不如说他们从小就在应试性教育中丢失了很多捡不回来的东西。 当我请一位在校园里当留学生英语“家教”的美国大学新生介绍他的中小学生涯时，他说：我觉得我的青少年时期是轻松愉快的，我的老师把我们分成了若干个组，每个组里都有自己的A等生和B等生。我知道我自己在另一个组里可能是成绩最差的一个，但在我这个组里，我常常是第二名。我们班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很不错，很有个性而且不断长进，所以我们也常在课堂上就不同的理解而互相争论，在教室外比试拳头。当我进入大学后，我感到的最大变化就是妈妈坚持要我自立，她不仅不让我住在家里，而且几乎不给我零用钱，因而我只好千方百计地找到这个校园“家教”工作来养活自己。幸亏我从小就不是一个爱花钱的孩子，所以这一切还不算很难。…… 美国式“自由教育”方法之所以能够实施，靠的是美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大量投资，这个投资比例及现实状况虽仍不断在美国国内引起社会攻击，但在我的接触中，我没有听到美国学生曾强烈地担忧自己考不上大学。美国诸多种类、层次的大专院校密布，已经使学生和学生家长们不再担心能否“肯定”上大学，而是自己在教育上所作的精力、财力投资是否能尽快收回“成本”和获得期望的“利润”。“寻找和确定自己的兴趣”是美国学生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从小学开始提出，直至大学二年级确定专业（美国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虽有专业的意向但都统一学习相同的课程，允许在第二学年开始之前重新认定一次所学专业方向）。这个漫长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是“顺其自然”，从骨子里讲是极其慎重，可以说二年级以后的美国大学生大都对自己所学的行业和专业深信不疑，并对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踌躇满志。对美国学校的管理者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招到更多的学生，从而保证和丰富学校的收入。文化的事业也需要类似企业的经济财政操作，这个概念已经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接受。但美国教育界，尤其是美国的大学，从事科研教学的人与从事学校经济管理的人是有严格分工和明确职责的，就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这样的名校来说，最优秀的经济系毕业生也总是首先被校方看中，高薪挽留在本校为自己的师长和校友奉献才华。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大学里，校长的年薪往往远远低于该校篮球队教练的年薪，其原因就是因为该教练为学校带来了巨额的收入。现代化及工业化革命带给我们生活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专业化。专司一职、尽心尽力之后，才谈得上彼此合作、分配均衡。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教育界领导有许多是“双肩挑”和“能者多劳”，虽然这迅速地使许多院校系科在科研和经济上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却因此掩盖了一些必然要触发的矛盾和急待解决的改革问题。 如果把文化建设视为与经济建设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规律的意义就是不能自相矛盾和必须不断化解矛盾。事实上，美国“失败”的中小学教育是不可能衔接“成功”的高等教育的，严明律令下的教育和自由放任式的教育都基于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在熊掌和鱼翅不可兼得的情形下人们能做的工作就是比较代价的大小，并努力建立更坚实的物质保证。两相比照，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若是把教育放在建设歌舞剧院、娱乐场所、旅游景观开发之后，会是一种令人焦急的错位，加之有限的高校分布和硬淘汰式的入学考试，会迫使学校的教师及家长关注考试甚于关注教育本身，关主继承性理解甚于关注创造性发挥，关注孩子服从型“懂事”甚于关注个性和特殊性“越轨”。再延伸至社会就业状况，也就导致两种总是难以清除的思想误区，即或者是重视学历文凭、忽视能力和实践；或者是只讲实效性“创收”，没钱搞“基础性研究”。不仅如此，在完善有效的学校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国家对教育投资的增加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在各行各业都渴望被重视被优先发展的今日中国，每一笔投资都是要预先测算“回报”的，包括对教育的投资，也不是有了钱就有了解决矛盾的良方。虽然我国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比例和意义重大的“希望工程”要建设，但同时我们也面临严峻的高等教育的深层次改革命题。就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而言，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是中国的教育发展战略，是中国如何巩固已基本实现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和如何尽快实现普及高等教育。 还有一个中美教育界都共同面对的时代新课题，即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专业化”趋势对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内容的猛烈冲击，以及“大众化”文化消费对以经典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教育内容的猛烈冲击，虽然有许多文章呼吁人文与科技、大众与精英互相参照渗透，但在实际教学的课程安排中却有许多障碍。不过，这些矛盾在美国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