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西方教育史中的“文科”即所谓liberal arts，是“自由技艺”的意思，在西元5世纪到6世纪，特指“自由七艺”，包括3种语词技艺——语法、修辞和逻辑(或辩证法)，以及4种数学技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到了经院哲学时代，“自由技艺”传统被理解为真正学问的入门之教。作为一切神圣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先决条件，“自由技艺”不仅与知识相关，而且与理性本身的产物有关，它是创作性的和生产性的。所以说，“文科”(liberal arts)在其原始意义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知识—技艺。根据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说法，技艺被称作“生产着的理性”，这也就是维柯所谓的“诗性智慧”。在《新科学》第三卷中，维柯推崇荷马史诗中的智慧是精神科学的源头，那是一种诗性智慧，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知识，一种生而就有的感官、想象与制作，是古希腊人生活的诗。 现代大学体系中，“自由技艺”逐渐发展为一种博雅之学。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指出，美国大学之所以让无数有天赋的青年丧失了人生理想，关键原因就是文科的衰落。布鲁姆所讲的文科就是liberal arts，指涉一种博雅教育的通识体系，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3个部分。liberal arts在中国文化中最合适的对应物是“六艺”，即周代的“礼、乐、射、御、书、数”。《周礼》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二曰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三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四曰五御(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曰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专注、假借)，六曰九数。”①这传统“六艺”是周代以来的君子人格之教、修养身心之学，是为“小六艺”。后来孔子删六经，立“大六艺”以发显儒家义理，他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是中国儒家思想最核心的精义，是安身立命之本。 今天我们倡导新文科，绝不是简单地重返孔子时代的“六艺”之学，而是要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历史脉络中返本开新。新文科之所以为新，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些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切珍贵的传统都曾经是伟大的发明，而一切真正的传承都是重新发明。中国传统自古就有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承续“日新”之道统，新文科应该是能够真正传承、彰显中国学术创新之道的学问和教育。 一、在传习与创造中返本开新 就美术教育而言，新文科建设的目标既是要在现代学院体系中发扬中国艺术的传习之道，又是要实现中国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落实到具体的教育、研究和创作中，新文科不能只是学科层面的话语，还须要对中国以书画为核心的美术传统进行一系列学理性梳理，重新发掘出中国书画教与学、研究与创作的核心命题和精神内涵，使之变成“可传之统”、“自新之教”。下面我以中国画为例试论之。 在千年艺术史中，经过一次次形制拓展和笔墨语言的持续演进，中国画形成了一套完整、自洽的视觉体系。然而，我们尚需要尽可能地梳理清楚：中国画的观物、感兴以及表现方式之间存在何种构成关系?中国画创造出了怎样的情志、意蕴和品格?构成了怎样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如何去理解和传承这个体系背后的世界经验?又如何通过具体的绘画实践使这种经验得以兴发与传承?在世界艺术史的跨语境视野中，中国画激发了怎样的美学经验和文化意识?在当代多元化的艺术氛围中，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在现有的艺术教育体制中，中国画如何延续其固有的文化根性和自我创生机制……这些都是横亘在当代创作者和教育者面前的真实问题。 文有所指，艺有所本，新文科理念下的中国画教育应实现其与古典学术的知识整合。这就要求学生对传统“四部”之学有较为系统性的把握，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规模与精神有真切之认识，能够深切体会中国画赖以生成的文化土壤。同时，也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打通人、山、花、书诸科目，围绕中国古典文化进行深度体认。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的新文科建设，才会在中国古典学术的宏大视野和精深思想中，重建艺理兼通、道术相济的中国艺术精神，重建“诗书画印”兼备的通人之学。 这要求我们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美术学科根本的学术观和切身的研究意识。近年来，关于中国画的研究大都借鉴西方艺术史的叙事范式，存在所谓“内部艺术史”与“外部艺术史”的人为分野。一方面，这类研究对艺术创作的内在经验缺乏切身体悟，无法对绘画作品提供切中要害的分析；另一方面，其理论话语、分析工具多以西方观念为基础，比如风格、赞助人、身份认同等，既未能“从中国发现历史”，亦无法“从实践生成知识”——也就是说，不能从中国画自身的经验系统出发，开展画史、画理的深入研究。现有的学术成果，或专注于代表性画家或著作的个案式钻研，或致力于史料考证、文献校注等专门性研究，尽是学术工业孕生出的学科化知识以及“专家之学”；既缺乏对中国画审美意识的敏锐感知和本体性考辨，又无能对历史叙述框架作出批判性洞见。对中国画以笔墨为中心的创作实践、以气韵为中心的观念体系、以品格为中心的批评话语、以临摹为中心的传习方法，更缺乏新的理解和创造性阐发。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中国画史的研究一直因循中国史学界长期采用的以朝代更迭进行历史分期的做法，而未能从中国画自身的演化、发展出发建立分段体系。事实上，中国画发展史上的高峰，往往不是王朝盛世，而是六朝、五代、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这些正史的“幕间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