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2)03-0073-08 近年来，随着以科学主义方法和技术为特色的研究不断涌现，比较政治研究进入了精确化和量化分析的时代，大量以数理统计、模型分析构成的研究成果充斥于学界。这些并不一定进入现实政治生活进行经验性观察或田野调查，甚至只需要对各种二手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所谓的“理论研究”，俨然已经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结果是，比较政治理论发展出现了微妙的“滞涨”甚至“内卷化”现象，比较政治日益成为一种“象牙塔式”的研究，理论创新明显不足，学科贡献十分有限。所谓“科学”的研究，却是对政治现实解释的乏力，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预测的失准。在很大程度上，过于强调方法的“科学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比较政治的理论建构。 一、从议题到方法：比较政治研究学术属性的转向 自诞生以来，比较政治的研究重点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转变为全球范围的政治体制和过程，始终围绕世界政治生活的变化展开。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学科，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议题单一到多元、方法简单到复杂、理论匮乏到丰富的过程。最初的比较政治研究热衷于宏大叙事和世界性问题，但后来逐渐集中于区域性的、跨国性的议题。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科学主义方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属性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即从议题导向向方法导向转变。 议题导向的研究者集中于某个研究领域或议题，涉及该领域或议题中的不同具体话题，在对这些具体话题进行研究时往往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诸如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甚至全样本案例研究的方法；既可能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也可能使用定量研究方法。 早期代表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gtington)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发展议题，关注政治秩序、政治文明、民主化等重大政治问题。就研究方法而言，亨廷顿偏重于规范性的研究甚至是思想性的研究，这在其早期的研究中比较明显，例如运用保守主义的观点看待美国的政治制度，[1](PP454-473)尽管后来他的研究转向以经验方法为主，但仍然具有明显的思想性，缺乏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采用的都是传统的综合性解释。后期代表著名比较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集中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民主政治和民主转型等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之一，普沃斯基早期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2]但后来，其研究方法转向了经验—实证的研究，既使用演绎方法如通过模型来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3]也使用统计分析技术来检验民主转型和发展中的各种理论假设。[4]其他比较政治学者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菲利普·施密特(Phippe C.Schmitter)、胡安·林茨(Juan Linz)、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同样以研究政治发展、政党理论、民主理论或民主化等议题而著名。这一学术属性的研究者研究的领域、议题比较集中，研究方法较为多元、分散但方法意识不够清晰，较多使用案例研究、跨案例比较(包括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全球性分析(包括少量的统计技术)。这些比较政治研究者著述丰富，学术影响力大，研究富有思想性、理论性和创新性，但同时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也引发了大量学术争议，被批评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训练不足、科学性不够，甚至遭到了实证主义研究者的不屑。 相比之下，方法导向的研究者引起的学术争议要小得多。研究者往往方法意识明确，掌握某些新兴的、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如量化统计分析、实验方法、数理模型等，并从方法出发来寻找合适的研究议题或问题。近年来，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现象日益显著，一些原来属于其他学科门类的研究者，凭借其掌握的统计分析、数理分析或模型分析方法跨界进入比较政治学科领域。 在比较政治领域，威廉·赖克(William H.Riker)是当代实证政治研究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赖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率领其弟子和同事，改变了传统注重规范的、制度的、历史的研究，采用理性选择、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等方法，将政治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推进到新的高度，在美国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赖克将源自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形式理论、博弈论、决策规则、规模规则等方法用于分析政治参与、投票行为、决策过程、政党竞争、联盟政府形成等。[5]近年来美国新锐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凭借其擅长的模型建构方法，跨越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聚焦于新增长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在比较政治领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他学者如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米兰·斯沃利克(Milan Svolik)等，同样运用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升了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力度。 以方法为导向的研究推动了比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比较政治研究的科学性跃升了一大步，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加。与传统的规范性方法、定性研究使用的模糊解释不同，方法导向的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这种科学性源自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借鉴和模仿，大量使用实验、量化统计、数理模型、演绎逻辑、模拟仿真、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方法，在近年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大行其道，甚至在方法论和分析技术上占据了霸权主义的地位。然而，尽管方法导向的比较政治研究在科学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一学术属性的理论成就却乏善可陈，很少在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创新方面有多少贡献，理论知识积累缓慢。在资料和数据来源方面，由于过于倚重抽样问卷以及对二手数据的依赖，比较政治学者日益远离实地观察和田野调查，脱离了一般大众，也就远离了真正的问题所在，既无法满足政策参考的需要，也无法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所谓理论构建也就是空中楼阁。如何看待近年来这种比较政治领域的理论“滞涨”现象，还需进一步分析比较政治理论的构成及其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