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与个体自我教育觉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文证据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养邑(1982- ),男,宁夏西吉人,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民族教育研究,宁夏 银川 750021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自我教育指个体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主体,以此实现自我存在与行动的意义。公共危机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从中可以获得一种理性态度和美德批判的回应,这与自我教育相关联。在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涌现出无数最美“逆行者”,确证了自我教育的实践力量。但部分个体存在私己、谣言、平庸之恶等自我教育的缺失,给疫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重申自我教育,就要构建理性、良善、反思与行动统合的个体教育境界。后疫情时代,个体应当延展学校教育,依据自我觉知、由爱出发和切己行动的逻辑线索完成自我教育觉醒,克服公共危机对美好生活的阻碍,彰显个体生命价值追求的自觉与活力。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22)03-0056-06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22.03.008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因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秩序。“中外历史上,大疫大灾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使抗疫抗灾雪上加霜”[1]。疫情的多点式暴发、蔓延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公共危机,引发人们对生命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的再思考,对个体的自我教育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危机是涉及人们生存的危害性事件,有其内生的根源,具有延展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是环境恶化、瘟疫肆虐等突发事件暴发时,越能显露出人与社会互动的多重张力。在我国,此次“战疫”中涌现出无数最美“逆行者”:医生不畏艰险救死扶伤、志愿者送粮送菜上门、快递小哥穿行于街道、社区干部下沉一线宣教防控知识等,其自我教育的素描以个体自觉行动为底色,绘就了感人的“抗疫群英谱”;那些克服困难“宅家”的普通居民,汇聚而成的抗疫力量深刻表达了自我教育的意蕴。

      自我教育是伴随生命每时每刻彰显自我存在与行动意义的教育形式,指“受教育者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自己形成的思想品德为基础,提出一定的奋斗目标,监督自己去实现这些目标,并评价自己实践结果的过程”[2](P344),其表征的是“不教而教”,内蕴个体生命成长的自觉信念。换言之,“自我教育是指作为主体的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即把自己作为教育对象的教育”[3]。个体心灵的丰盈之于自我教育的获致,说明个体是“他自己”的教育者。公共危机破坏了社会生活秩序,但从中可以获得理性态度和美德批判的回应,这与自我教育相关联。新冠疫情等公共危机终将成为历史,而个体行动承载的理智与感性、私己与德性、苦难与欢颜,将剪辑成跨越文明的叙事,无疑是自我教育宝贵的人文资源。我们不能忽视自我教育的价值,它提供了应急状态下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路径,自我教育的觉醒,如同打开灾难深处人们前行的智慧之门,尤其对后疫情时代个体通过自我教育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危机中自我教育缺失与人文审思

      公共危机中,无数个体在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战役”中,确证了自我教育的价值。但也有部分个体存在自我教育“贫瘠”的现象。反思自我教育,弘扬“抗疫精神”,就是要重新审视自我教育及其人文精神助力“抗疫”的实践力量。

      (一)私己行为冲击疫情防控秩序

      新冠疫情防控中,以“原子化”的方式阻断社会流动,是有效阻隔病毒人际传播的最佳选择,目的是通过居家隔离等方式维护公共安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占有和挤兑防护资源。若个体欲望超出社会要求的限度,就是一种私己行为。我们提倡关怀他人,“利己不损人”是底线。“私己”从个体利益出发,造成诸如区域性物资短缺等后果,使本该享有防护的人员无法得到及时防护,制约了公共资源的配置与流动。防疫查控过程中,也出现部分成员不及时主动申报个人信息而逃避核查。从个体角度讲,“逃离管控”目的是换回个体行动的“自由”,然而,这反映了无视疫情防控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结成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打破了人人守护公共秩序的有机状态,不但会成为自我教育能力低弱个体效仿的负面形象,还会引发潜在的公共安全隐患。私己行为说明有些个体私欲过重,缺乏公德意识,缺乏责任心,他们的自我认知、自我改造的能力也弱。通过任何外在于自身的道德说教来荡涤心中的自私,产生的效果通常是微乎其微的,只有当人们较好面对危机而完成自我觉醒,通过自我教育还原道德初心,才会为身处公共危机的民众着想。

      (二)各种谣言遮蔽公共危机真实本相

      谣言是恐惧和私己的产物,谣言的负面情绪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与行动,容易阻碍个体明智的危机感知。公共危机中,最容易出现谣言的散布,这些杜撰的不实消息未经纯粹理性批判,虽是个别人的行为,但谣言扩散会影响人们对危机事件的理性研判。一方面,谣言源于个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无知,谣言借助于互联网飞速传播,传递信息的网络会成为公众宣泄情绪的媒介,安宁的心灵会被谣言所蒙蔽;另一方面,谣言传播者参与社会事务的信念不是真挚的,出于恐慌和私己利益,他们尚未理解自己在危机中应肩负的责任。所以,对待诸如疫情等公共危机最真诚的方式,需要唤醒个体的自我教育,端正本真的社会认知,自觉抵制虚无缥缈的谣言。

      (三)平庸之恶影响后续公共危机防治

      “恶”不仅使个体失去为人的价值,还会破坏公共生活秩序。“善”是明澈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并不是无原则的奉献“爱”,但“善”的缺乏极易导致“平庸之恶”。平庸容易使个体陷入习惯的固执,从而忽略特殊的公共情境及其正面临灾难的危害性。疫情防控中,戴口罩是重要的防护要求,然而,部分个体出门不愿佩戴口罩,为了自己“行动的自由”而放弃思考疫情中个体的“应当”。平庸之恶是一种“无思考”的行动,容易诱导他人追求恶的平庸而加剧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如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后,“摘口罩”“扎堆聚集”等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恐惧之后的释放,但这种平庸之恶折射出对公共危机缺乏整全性思考,容易诱使他人效仿而影响后续的疫情防控。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