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2)02-0176-09 2021年，《新德国评论》(New German Critique)推出了纪念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出版50周年的特刊。哈佛大学社会理论、历史和哲学教授彼得·戈登(Peter E.Gordon)在特刊导语中提到，当《美学理论》首次出版时，认为作者转向美学是“对社会责任的背离”，是“从政治退回到美学”，并为此深感惋惜的大有人在[1]。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仅仅是建立在幻象上的审美乌托邦，缺乏应有的现实面向和实践力量。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阿多诺对现代社会的矛盾、人类的苦难和人类生存状况有着持续的关注，其美学和文艺思想始终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伦理指向，即指向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和解放，这也正是阿多诺与马克思主义关联最紧密之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R.Jameson)在《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Late Marxism：Adorno，or，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中强调，阿多诺的思想中体现着“善、真，以及美的传统哲学的三位一体”，而这一过程的完成是“独特曲折”的，其中从伦理学向社会学的“转化”是“关键的战略步骤”，是一种“最不可直接辨认的正式介入”[2]。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也认为，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并非仅仅是一项理论建构，而是“既是程序性的，也是伦理性的”[3]55，这里的“程序”，指的是“能够激活……差异性”的程序[3]5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认为阿多诺的思想体系“是伦理学中的一个历史性标志”[3]57。 一、“公正对待异质性”：阿多诺伦理观的核心内涵 巴迪欧是围绕着“差异性”这个关键点，将阿多诺的思想归之于伦理的。在他看来，差异性是阿多诺思想体系的“纲要”[3]56，“对差异进行欣赏的必要性，对他异性的尊重”是其《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反复重申的主题[3]53，“与其将差异性放在理论语境中，倒不如只将它放在根本的伦理语境下对其进行考察”[3]56。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在《重构美学》(Undoing Aesthetics)中指出，阿多诺美学中存在着“公正对待异质性”[4]96的伦理指向，阿多诺代表了现代美学的感性转向，因为正是在阿多诺这里，美学主导理念“由限制多元性的强制的形构，到公正地对待异质性”的转变才得以实现[4]95。正如两位哲学家所言，阿多诺的一切思想，包括他的非同一性哲学、美学思想和社会批判理论，都以异质性的存在应得到公正的对待和尊重为出发点和旨归，就像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所主张的，“主体必须弥补它对非同一性所犯下的过错”[5]125。① 纵观西方传统哲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就是异质性在同一性原则的暴力下一步步被压制的历史，因为“同一性规定的总体性”与“传统哲学的理想蓝图”是一致的，也与“先验结构及其拟古的晚期形式——本体论”相一致[5]125。形而上学的奠基人巴门尼德以“存在”作为世界的本原，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柏拉图构建了以理念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使具体而多样的可感世界与理念相分离，居于从属地位。亚里士多德尽管以具体事物为存在的前提，并以此与柏拉图划清界限，但同时也以“范畴”来界定存在并构建了其形而上学体系。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冲击下，形而上学有所衰落。而后，在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和近代科学跃进式发展的大背景下，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一方面以“我思”的不可质疑性为理性立法，开始了形而上学的重建；另一方面突出了以“思想”为其本质的心灵实体，奠定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同时也使西方哲学陷入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不能自拔。18世纪，在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笼罩下，形而上学再度衰落，其体系的科学性因认识对象的超验性而遭到质疑。在此背景下，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一登上哲学舞台，就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即同时具有“否定或者批判的一面”和“总体化的一面”，是“批判与总体化”及“否定性与同一性”的“结合”[3]48。康德指出了知识的局限，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将事物分为进入主体认识领域的“表现”，以及主体认识之外的“物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主体能动性的制约和对客体以及异质性的尊重。但是，康德对理性有限性的揭示和他的批判立场，是以解决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为目的的，归根到底是为了重建形而上学体系。因为并未超拔出二元对立的局限，康德的这一宏愿未能完成，该体系的最终完成者是黑格尔。由于传统哲学始终怀有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的理想，而差异意味着对同一性理想的瓦解，因此在二元论的立场中，异质性的存在必然遭到拒斥。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矛盾和差异的存在，他把差异看成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认为事物可以通过扬弃自身中的差异、矛盾和对立，动态地上升到一个更高、更完满的统一总体。可见，黑格尔承认异质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压制和占有它，他把矛盾当作同一化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其真实意图是以差异和矛盾作为实现“同一”的中介。阿多诺客观地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正视矛盾的人”[5]131，但他也“始终如一地把非同一性消融在纯粹同一性中”[5]350。因此，虽然康德和黑格尔分别以显而易见的批判立场和辩证法中的否定性表现出“否定或者批判的一面”，但并没有突破同一性哲学的范畴，同一性原则仍“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呈现在康德的批判中……也明确地存在于黑格尔‘扬弃’一切事物的绝对统一性中。”[3]52作为启蒙理性主义的思辨顶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退为进，对形而上学体系的高峰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成效的一次冲顶，在这个过程中，异质性最终被同一性吞噬和消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