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艺术的共同抵抗

——阿多诺对于现代美学的构想及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利军,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孙利军(1969—),男,湖南益阳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原文出处: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阿多诺美学的出发点在现代艺术,落脚点在拯救现实。他认为,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传统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阿多诺注意挖掘传统美学的潜力、从现代艺术现实出发构建现代美学理论、注重美学理论的开放性,对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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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1—0128—04

      面对启蒙的神话化和极端同一性的虚假表象,阿多诺迫切需要在现实中找到一种力量,以穿透商品拜物教笼罩下的总体性社会的魔力。他重点考察了人类曾寄予厚望的哲学和艺术,考察了美学拯救人类精神的可能性,设想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

      一

      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哲学和艺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艺术依靠形象思维,抵制意义;哲学借助逻辑思维,拒绝直接事物。“哲学和艺术都通过它们的对立面而忠实于它们自己的实质:艺术靠抵制它的意义;哲学靠不去捕捉任何直接的事物。”[1]

      由哲学史可以看出,人类对哲学曾寄予厚望。柏拉图设想由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黑格尔把哲学看作实现绝对精神的最后阶段;阿多诺也曾表示,哲学不是合题、基本科学或总科学,而是反对影响的力量,“争取精神自由和现实自由的决心”[2]。可见,哲学求真、追求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认识的目标早已成为其题中之意、自然之理。问题在于,哲学求助的手段却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概念与事实永不同一。这样,与其说两千年来哲学实现了自己的使命,还不如说它为了这一理想孜孜以求—在自身内部左冲右突[建构—解构(同时建构)—再建构(同时解构)]。难怪有人感叹“真理不可言说”或者“没有真理可言”,难怪谢林断言,当知识不能解除人类困难时,就出现了艺术。

      阿多诺对哲学的理性认知有自己的理解:“理性认知有其严重的局限,它没有对付苦难的能力。理性可把苦难归于概念之下,可提供缓解苦难的手段,但却从来不能以经验媒介来表现苦难;若按理性自身的准则为之,便是非理性的了……即便苦难得以理解,它依旧保持缄默而无意义。”[3]也就是说,在理性认知和感性认知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之外,还有一种融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于一体的模仿。模仿是艺术的本质。模仿是主体向客体的投奔,而不像哲学的概念,是把客体吸纳进自身。只有模仿才能把握住人类的经验,像人类的苦难、震惊只有通过模仿、也就是通过艺术才得以表达。阿多诺曾指明,贝克特的作品“所体现的历史经验无法以直接的非艺术形式来表明严重衰弱的主体与现实”[4]。

      前面所描述的哲学之不足,只有通过艺术才得到弥补。那艺术是不是万能的呢?否。柏拉图的“理想国”把作为二度模仿的艺术排除在外;黑格尔不再把艺术视为体现真实的最高形式。这些表明,艺术本身在能否客观表现客观世界上存在局限。艺术的模仿有点类似于巫术。阿多诺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推测艺术和巫术同起源于原始巫术,只是后来二者分道扬镳;艺术参与了启蒙,而巫术沦为原始先民生活的遗迹。“……一切艺术作品都表明它们的周围世界是排斥现实的东西的。巫术正是由于具有对周围世界放弃影响这个与艺术不同的特点,而得到越来越牢靠的继承。”[5]艺术的模仿,本身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无法进一步阐明自身。所以阿多诺曾表示,对于反思,艺术本身是无法处理、难以统辖的。只有哲学才能发现隐藏在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性内容。

      但过去的美学实践往往不是这样。由于缺乏哲学对艺术经验的反思,传统美学与艺术日渐分离。传统美学因为缺乏艺术经验,曾经面临乏味的抉择:“或者追随微不足道的一股概念或共相,或者基于约定俗成的抽象结果对艺术作出独断的陈述。”[6]对艺术来说,传统美学已成为“多余的东西”。艺术因失去反思的哲学的保护,被人们从理性的殿堂中轰出,从此失去对社会应有的批判功能,沦为意识形态。“遗憾的是,那种社会(指总体性社会——引者)将抵制性的艺术同化和习俗化了,结果将其托管给一个非理性保护区,在那里严禁反思介入。”[7]“严禁反思介入”的艺术、“非理性”的艺术更加远离反思的美学。

      传统美学观束缚下的艺术已蜕变成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哲学的反思,艺术或者走上纯粹自律的极端,或者成为政治的附庸,仅留下一具所谓艺术的空壳,丧失了艺术原有的间接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文化工业背景下,“艺术与意识形态正成为同样一种东西”[8]。

      传统美学无法解释现代艺术现象。它面对现代艺术这一新生事物手足无措,因为新生事物已逸出它所能给予的解释。它只能努力把新的事物还原成某种旧的和熟悉的东西,对再不能给出解释的东西则污蔑其为非艺术。任何一位感受过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作品之伟大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传统的艺术概念无法解释他们的作品。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美学“对艺术诸现象之历史功能缺乏敏感”。

      与此相应的是,基于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美学演绎出来的“艺术终结论”却大行其道,暂时满足了那些认为艺术今不如昔、道德世风日下的怀旧者的颓败心理。导致这一心理的前提在于,他们对现代艺术迅猛的来势视而不见。

      既然哲学、艺术的分离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那是否存在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呢?也就是说,哲学与艺术是否具有相通的哲学基础?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首先,艺术与哲学都是人类试图客观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和哲学共有的东西不是形式或构造的过程,而是一种禁止假象的行为方式。”[9]二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事实(客体)与概念的辩证关系。从概念的哲学起源看,事实(客体)与概念的关系是辩证的。事实与概念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中介的。事实(客体)是概念存在的前提,而事实(客体)也只有通过概念才能为人所把握。

      其次,哲学有着对异质性的强烈渴望。“对真正的哲学来说,和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10]哲学的思维是概念性的思维,而概念与实体并不是同一的。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这涉及辩证法。阿多诺指出,“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拉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11]。辩证法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从试图从哲学内部弥补概念的不足和缺陷的开始。传统哲学总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暂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打发掉;黑格尔把它们称作“惰性的实体”,从而把概念推向绝对,为愚弄人的概念就等于客体的哲学障眼法奠定了基础。因为艺术思维的形象性,艺术语言的异质性,哲学所追求的异质性最大限度地保存在艺术中。“辩证法为了思维的力量而利用了在历史上似乎是思维中的缺陷的东西、即任何东西也不能完全破坏的它和语言的联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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