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思想的诸种向度 在谈论意大利当代著名思想家阿甘本的总体思想向度时，他的同乡，也是论战对手的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说：“看来存在着两位阿甘本。一位阿甘本徘徊于存在的、宿命的和可怖的阴影之中，在那里，他被迫持续不断地与死亡的理念发生冲突。同时存在着另外一位阿甘本，这位阿甘本通过致力于文献学(philology)和语言学分析的工作，实现了存在的力量(就是说，他通过巧妙地处理和建构，重新发现了存在的断片或者元素)”(Calarco and Steven De caroli 117)。这前一位阿甘本，关注存在，关注宿命，关注阴影，关注死亡，可以说是关注形而上学，受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思想影响至深的一位哲学阿甘本。对于这后一位阿甘本，2003年在评论其新书《例外状态》的时候，奈格里将其明确表述为一位“通过沉浸于文献学工作和语言学分析来把握生命政治视野(seizing the biopolitical horizon)”的思想家(Negri，“The Ripe Fruit of Redemption”)，大致可以理解成一位政治阿甘本。奈格里将阿甘本划分为哲学阿甘本和政治阿甘本，这大体标识了阿甘本思想中的两大向度：哲学阿甘本略显阴郁、悲观，而致力于生命政治学说的政治阿甘本则试图突破裸命性“生命政治”的困境(aporias)，探求“幸福生活”(happiness/happy life)或“形式-生命”(form-of-life)之可能，力图为西方历史尤其是现代性以来的晦暗、可怖的生命图景涂上些许亮色。对此，奈格里补充说：“吊诡的是，这两位阿甘本总是并存不悖，在你最料想不到的时候，前面一位阿甘本重新浮现，使得后一位阿甘本变得黯淡无光，死亡之暗影扩展开来，笼罩了生命的意志和丰盈的欲望。反之，亦是如此”。当然，奈格里的本意并不是要将阿甘本截然地一分为二，所以奈格里在谈论阿甘本的政治向度时也提到，关注生命政治的阿甘本有时显得像一位批判性本体论领域(critical ontology)的阿比·瓦尔堡②(Negri，“The Ripe Fruit of Redemption”)。 奈格里对阿甘本之总体思想向度的评述，与当今学界对阿甘本的思想定位是一致的，就是认为阿甘本主要是位哲学家兼政治理论家(阿甘本的神学和法学思考也十分重要，但学界一般不把他视为神学家/神学研究家和法学家，而是将其神学思考置于其哲学维度之下，将其法学探索置于政治维度之下)。著名的阿甘本研究专家William Watkin则反对这种主流看法，他提示大家不要忘记，阿甘本约三分之一的著作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阿甘本尤其喜好解析诗歌。所以，Watkin认为主流的阿甘本研究相当程度上遮蔽了阿甘本思想中的文艺向度，为此他专门撰写了《文学阿甘本：探索“通过制作而思”》(The Literary Agamben：Adventures in Logopoiesis)一书来详尽论述阿甘本的文艺思想。这本书得到了加州艺术学院的阿甘本研究学者Arne De Boever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对阿甘本文艺维度的讨论不仅对阿甘本著作的专门研究者，而且对一般的语言和文学研究者，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Boever也认为该书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Watkin在该书完全避免讨论阿甘本的政治向度。Boever质疑是否真的有一个所谓脱离政治向度的文学阿甘本，他说：“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不存在一个[单纯的]所谓文学阿甘本，正如不存在一个[单纯的]所谓的政治阿甘本一样。它们都是分析性的草人，通过这种草人，批评家们得以企近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比较学家也心存畏惧的阿甘本的大量著作”(De Boever，“Review”)。对于阿甘本的研究者来说，我认为Boever的忠告是非常有益的，把阿甘本的思想进行学科分工式拆解的任何企图，不管是拆解为分立的哲学阿甘本和政治阿甘本两个维度，还是拆解为分立的哲学、政治和文艺三个维度，或者更多的维度，都可能是不必要的，甚或可能对把握阿甘本的思想起到事倍功半的不良效果。 诚然，在阿甘本的著作中，有不少是直接谈论文学和艺术的。举其著者，有《没有内容的人》(1970年)，有《诗节/空间：西方文化中的语词与幽灵》(1977年)，有《诗的终结——诗学研究》(1996年)等等。但于阿甘本而言，他绝对不是为谈文艺而谈文艺，而是像Boever这样的论者所观察到的，是将文艺、语言学、文献学、哲学、政治等熔为一炉，一起来谈的。不得不承认，阿甘本的文学和文献学修养十分了得，他所论的哲学和政治，往往是由对原典之最细微的词源一文献学勘察和文学形式分析所触发的。我们从大量的文本中可以见出，阿甘本非常钟情于诗歌和诗学分析。仅以他的诗学研究专著《诗的终结》一书而言，阿甘本就重点考察了意大利诗人但丁、安东尼奥·德尔菲尼(Antonio Delfini)、帕斯科利(Pascoli)、吉奥乔·卡普罗尼(Giorgio Caproni)、普罗旺斯诗人阿尔诺·达尼埃尔(Arnault Daniel)等人的诗作，也兼及了马拉美和荷尔德林等人的诗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甘本的诗论非常关注诗歌文本的内部张力，其分析丝丝相扣，细致入微，但他的诗歌研究并不局限于所谓文学的“内部分析”，也不太关注传统所谓的“文学性”。诗歌之所以有存在和分析的价值，是因为诗歌与思想相关，与真理相关，甚至与弥赛亚的神学救赎相关。对于作为后海德格尔思想家的阿甘本而言，在一个形而上学贫困的时代，诗歌是唯一朝向真理的通路。“一如海德格尔，对阿甘本来说，诗歌最为有力地将语言呈现为支撑思想的直接媒介”(Murray and Whyte 154)。在《诗的终结》一书的前言中，阿甘本提到： 对《寻爱绮梦》和帕斯科利的解读，考量的是作为现代性诗学之根本内部张力的，活语言与死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将对当代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德尔菲尼诗歌作品的介绍视为一种契机，借此来重新表述生命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这一古老的问题，以及界定罗曼语文学中作为基于诗歌的生活经验之发明的叙事原则。在《Corn：从解剖学到诗学》和《诗的终结》中，研究的主题转换到诗歌本身的具体结构问题。因此，这两篇论文应被理解为对目前尚未存在的韵律(meter)的哲学和批评的初步贡献。这些论文中的第一篇，通过检视阿尔诺·达尼埃尔晦涩的“雇佣军之歌”，③扩展了罗曼·雅各布森所论的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The End of the Poem xii) 由此可见，与其说阿甘本关注的是作为文学类的诗歌，不如说他更关心的是诗歌与生命，诗歌与生活经验，以及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诗歌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在语言的媒介中经验到此种[诗与生活的]统一的个体经历了一种人类学转变，这种转变在个体之自然史的语境中，全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如同灵长类的直立行走将手解放出来，又如爬行类动物四肢的变化将其转变为鸟类一样”(The End of the Poem 94)。在具体考察诗歌文本之时，阿甘本的落脚点在于语言问题，在于语言不同的运作方式所形构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定程度上说，也在于困扰西方文化数千年的诗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阿甘本不吝笔墨，在《没有内容的人》(1970年)、《诗节/空间：西方文化中的语词与幽灵》(1977年)、《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1978年)、《语言和死亡》(1982年)、《散文的理念》(1985年)、《诗的终结》(1996年)、《潜在性》④(1999年英文初版，2005年意大利文版。两版所收文字略有不同)等诸多著作中都多所论列。下面我们可以见到，那个对诗和哲学的关系进行反复研讨的阿甘本，既不是单纯的文学阿甘本，也不是纯粹的哲学阿甘本，更不是单一的政治阿甘本，而是一个将文学、哲学和政治融为一体进行整体(holistic)思考的三位一体的阿甘本。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