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2)04-0155-10 詹姆逊早期学术思想、批评方法与现象学密切相关，尤其深受萨特主体超越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文学的影响。但是，已有詹姆逊研究普遍存在“两个集中”“一个忽视”的问题。“两个集中”指在批评文本上，集中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即《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1971)、《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1972)①、《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以及后现代文化、晚期资本主义、电影研究、科幻文学批评等；在批评理论上，集中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等。“一个忽视”即对詹姆逊早期的学术著作与思想方法关注不够，尤其对《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Sartre：The Origins of a Style，1961)②的研究，忽视了现象学对其批评理论的思想源起、方法初萌时的重要影响与独特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少数英美权威专家的“看法”禁锢了思维，部分启发性阐释也局限于詹姆逊借助存在主义现象学，打破美国新批评主流范式，从萨特处寻求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契机”。如道格拉斯·凯尔纳、肖恩·霍默认为，詹姆逊最初转向萨特，代表一种初始选择、角色模式、理论模式，表明他渴望把自己塑造成萨特式的激进知识分子，并借用萨特的范畴(如瞬间、行动、事件、看、情境等)破除保守的新批评主义范式。换言之，詹姆逊对萨特而不是对胡塞尔、梅洛-庞蒂的纯粹现象学关注，其实具有重大意义。③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现象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批评方法，持续融入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的建构。简要说来，该风格诗学大致历经三个阶段：发生期(50至60年代)、形成期(70至80年代)、拓展期(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来)。其中，形成期、拓展期的批评形态分别是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两者皆因凸显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多元包容、异质融合、创新发展等理论特质而被学界广泛关注。相比而言，“发生期”的批评形态则隐匿在一种朦胧、含混的“风格化”叙述中，至今仍颇为沉寂、少有问津，有待理论化、范畴化。究其根源，发生期的首部著作《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因长久被视作一个“前马克思主义文本”而未引起学界重视。然而，以该批评专著为起点，潜藏着从现象学走出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困局、塑造“境遇风格诗学”，创建“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的初步愿望。从境遇风格诗学到辩证批评、再到社会形式诗学，清晰呈现了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体系的萌发、生成、发展的演进轨迹，而现象学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换言之，现象学对于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恰如萨特对于詹姆逊，很像“引发一个人的‘筹划’的东西”④。 鉴于发生期的批评形态“境遇风格诗学”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盲点”，本文拟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考察对象，探讨现象学对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体系初萌、形态初建时的重要影响与独特作用，主要涉及：第一，在范畴转换上，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融合，剖析詹姆逊从萨特“意识—事物”的意向性理论，转入“语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过程。第二，在方法实践上，从现象学与新批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共存、对话，阐发詹姆逊在理论生成与批评方法中对现象学的具体应用。第三，在潜在体系上，从詹姆逊对萨特“境遇”的理解，发掘“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的初步形态即“境遇风格诗学”。最终，尝试打通从“境遇风格诗学”到“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的道路，深入揭示现象学对詹姆逊批评理论的重要价值，希冀深化学界对其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多元杂糅、融合创新以及“折中主义”局限的认识。 一、范畴转换：从“意向性”到“反映论” 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的学术批评发轫自麦卡锡高压反共下衰落困顿的美国“左翼”马克思主义批评和30年代以来逐步繁荣强盛的新批评两者交互形成的“双重语境”之中。在此背景下，寻找一种既不同于旧式政治学、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异于固守文学内部标准的新批评，且具有新生命活力的批评方法，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文学批评家文森特·里奇指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欧洲大陆哲学，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作为“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学批评模式的方法”⑤。对于50年代中期留学德法的青年詹姆逊而言，向欧陆哲学寻求新话语，选取萨特进行风格批评，或许能从现象学找到突破美国本土“双重语境”限制、吸收借鉴各种理论资源的融合创新之路。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萨特对詹姆逊早期学术思想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他对萨特“意向性”结构的理解和改造。在意向性问题上，萨特融汇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和海德格尔的“此在超越论”，将意识带进人类存在的现实世界。胡塞尔把“意向性”理解为一种体验特性，解作“相对于某物的意识”，⑥它包括两个基本要素：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对象(noema)，而意识的基本结构就是“noesis-noema”(“诺耶思—诺耶玛”)⑦。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先验意识中主体的封闭性必然面临超越性难题，可“意向性(Intentionalit
t)就只有根据超越才是可能的”⑧。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意向性实现主体超越的基础，但“此在”及其超越论带有玄奥的本体色彩，阻断了通向现实世界的道路。萨特同样否定胡塞尔的先验意识，认为“先验的我(I)是意识的死灰”⑨，没有存在的理由，但他保留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noesis-noema”，在关系性的整体中谈论意向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意识没有实体性，也不能先于存在而存在，其本质意味着“实存的存在的意识，就是说，其中显象呼唤着存在”⑩。萨特的意向性结构即“意识—存在”，也可具体化为“意识—显象”，“显象”就是揭示“存在”的直观。同时，萨特又吸收海德格尔的超越论立场，避开“此在”的本体论，转向“实存”的存在。萨特说，“意识的存在只体现在对某物、即对某个超越的存在的揭示性直观上”(11)。因此，意识的“主体超越性”和对“存在的直观”(即显象)的依赖是萨特意向性理论的核心，其本质是一种主体超越论的现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