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走运，获得了一些间隙性的宁静，得以把平日关注的文化的事，一样样理出来，再依着文人的毛病——或曰文人的习惯——写下来，并先抄录出四节如下： 文学的无主流状态 文学终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没有中流激涌，惊涛拍岸，旋涡疾转。它不仅彻底地平静下来，甚至找不到它的形态，看不到它的走向，摸不到它的脉搏。一种无主流的状态，已经使那些从新时期度过来的文学热心人颇为不习惯了，似乎以为文学进入了一种病态。 回首望去，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沉浸在一种火爆又壮观的主流状态中。从伤痕文学、问题小说、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实验小说等等，一波未平一波起，不容停顿，不容喘息，目不暇接，耳不绝响。每一阶段都有主流。作家们拥挤在主流里，争先恐后，振聋发馈，不断地制造高峰。一声突起，天下回应。读者的热情给主流加温，评论家抢先表态为主流加热……正因为这样，如今失去主流的文学叫人倍感寂寞，文学真像患了病，丢了魂儿，于是把这文学的失落归咎于商品大潮的冲击。 可是，沉下心想一想，新时期文学一个个高潮，实际上是一个又一个突破禁区。伤痕文学突破了写悲剧和写文革的禁区，问题小说突破了揭示社会矛盾的禁区，实验小说突破了艺术多元的禁区。这之间，还伴随着一连串小禁地的闯入与占领，比如写爱情，写官僚主义，写历史教训，写行政级别过高的人物，写性，写自我等等。每个突破都带着一种勇气，一种激情，一种进取。这种文学的突破与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同步前进。这样的文学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实际上是文学与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撞击的反应。因此，当社会生活越过这道禁域，文学自然也就失去了昔日的气势与威风；留下来的不是具有永恒性的作品而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简单地责备这是一种“非文学”。一个时代需要一种文学。任何好的作家都不会推诿时代的责任和冷淡时代的情感，更无法超人地写出下个世纪的文学。我曾看到一些人为“未来人”而不为“未亡人”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在现实里找不到多少知音。他们不媚俗，“俗”也不媚他，他们最大的悲哀是，他们的文学和他们的读者都是想象的。 也正因为那样的一种主流文学在前，才会出现当今这种非主流的文学状态。 在突破禁区的时代，文学充当了许多文学之外的角色。当许多社会职能逐步健全，比如记者的职能，社会监督的职能，多渠道的参政职能，法制职能，政府职能，正当的理论批评职能等等，文学便渐渐退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来。这时作家深感在直接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文学的能力极其有限，文学便从对生活表面的干预走向深层的思辨。于是，新时期以来那种含义的主流状态也就随之消失。 应该说，生活和文学都渐渐走向正常。 商品经济对文化最大的改变就是创造出文化市场。市场不属于卖方的，它属于买方的。千千万万买方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消解着文学主体的形成。尤其是穷惯了和穷久了的中国人，当前最迫求的是实现富有的梦。物欲压倒深思。那些揭示生活真谛的文学，起码暂时被功利搁置一旁。消遣的、娱乐的、刺激的、千奇百怪的、闻所未闻的、生活百科的，都使文学变得前所未有的五花八门。 你从哪里去寻找主流？ 再有，商品经济对生活最大的改变是创造出充满诱惑的消费方式。从娱乐业、旅游业、宠物业到化妆、健美、防老、美食、装修、影视、名牌与购物的快乐，这些都比必须用时间用精力用脑筋阅读的书，来得轻松愉快，充满享受。文学，再不像新时期开端的时代那样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 尽管一些刊物和评论家努力制造文学主流，一时锣鼓震天，似有文学新潮将至，结果却如同一束束吹起的气球，无可奈何风吹去。所谓新状态，最终还是失去了期望的状态。他们忘了文学史证明过的事实：一切文学潮流都不是人为的。 文学不会永远处在无主流状态。文学不能创造生活，生活却能创造文学。但谁也无法预估生活和文学在哪里奇峰突起。但我们应该承认，目前文学的无主流状态，是生活正常的反映，而不是文学反常的反映。 银幕上的东方故事 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电影银幕不绝地演出一个个足使西方人为之陶醉的东方故事。千篇一律的四面高墙内，禁闭压抑的生存环境，蒙昧而畸型的人物，腐朽神秘的气氛，荒诞古怪的人生情节——这种连中国人也鲜见和好奇的故事，却被西方当做东方文化象征而授予重奖。这奖提高了影片的含金量，出口转内销，再在国内赢得惊人的票房率。 有人说，主要因为这种影片满足了无知的西方对东方的好奇。这话并不对。而恰恰是这种东方故事正好与西方人心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东方形象相契合。 几乎在西方所有大图书馆里，都有一批尘封丝绕的旧书，它们很少被翻译成中文，书内却写满东方中国的故事。这便是上个世纪或更早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们的回忆录。翻开这些著作，我们就能一下子找到那种被描绘成愚味落后、麻木保守的东方形象的来源。西方传教士还用国民性这个话语把种种劣性归结为中国人的种性（或称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国民性的话语一旦形成，便像原子裂变，源源不断生出无穷尽的荒诞又荒谬的东方故事和东方形象。 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贤们，主动担负了唤起民众，催动民族奋发重任；但这些手中缺乏理论武器的好心人便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过关于国民性的话语，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口号。他们是鲁迅、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虽然他们唤醒世人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客观上却呼应、推广与印证了这种西方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