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走过了曲折而又充盈着活力的十余年。在学术发展史上，这不能不算作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教条的束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想象，以敏锐的观察和判断，继承、吸收、扬弃、创造、推进，其成就有目共睹。但如果注目深层，从文学理论发展建设的全局着眼，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 1、建立本位话语 文学理论有四条线：一是西方文论，二是中国古代文论，三是马列文论，四是原理。如果单就文论史（作为一种学术发展史）研究来讲，可以说80年代成绩斐然。西方文论的译介，几大卷本的中国文论史的出版，马列文论的深入探讨，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这种辉煌，由于原理建设的相对薄弱而显得有些象泥足巨人，根基不牢。 基础理论永远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点和标志。科学史是以其基础理论的阶段性发展为“生命链”的。而这种阶段性发展的前提则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理论范畴的更新。我国文学理论界由于老中青三代、特别是中年一代学者的努力，已呈现发展的良好态势。他们有的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哲学基础，深入探讨了艺术反映诸问题；有的深化了“艺术生产”范畴的内涵；有的沿着“审美本质”的方向，提出“文学是审美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新论；有的将人类学引入文学研究，提出了“人类本体论文艺学”；有的构建了“主体论文艺学”；也有的写出了“文艺心理学”等论著。他们是有成就的。但从学科建设的总体，尤其是从长远的建设需要来看，则原理的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进展缓慢。而这正内在地决定和影响着文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令人忧虑的是，在80年代的文论界，仍是有许多人对这个关乎文学研究全局的深层理论课题缺乏强烈的攻关意识，以至造成文坛上当代西方文论话语称霸，而找不到“自己的话语”的现状。品读拉尔夫，科恩（美）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①时，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们那些论题背后的两个坚实的前提：一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一是西方社会和文学的当前问题。前者特别凸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70年代的人文主义潮流的回归，后者凸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种种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问题，诸如黑人批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视野，等等。正是从这些坚实的前提中，理论家们提出自己的概念、范围、理论系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这一点具有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十分值得注意。例如，美国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指出，1979年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等关系的“外部研究”。他毫不掩饰地讽刺了本文解读的乏味和令人疲倦②。面对西方文论研究的这种大规模的转变，那些曾经把本文研究视为唯一正途的思路显然碰到了难题。 我们认为，对西方文论要学习，要参考，但无须盲从。要从“当代西方的就是新的”的心理幻影中解脱出来。要紧的是站稳自己的脚跟。这里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 这就要回到我们民族自己的前提性背景：一、中国传统文论有几千年（至少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在本世纪初已开始了现代转型，然而，历史没有提供契机让它转换并发展成用现代语言表述的便于传播的逻辑系统，以致于古代文论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性对象被阅读、欣赏、阐释和研究，而未能作为当代理论的有机构成被吸收和转化。但是它的活力和潜能依然存在。由是，这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命题，也依然无可跨越地存在着。二、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文学演进的复杂现实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更是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比如，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问题，就是一个极富现实感的话题③。从这个丰富、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我国的文学理论家需要用自己的理论话语进行建构。这不仅是可能，而且是责无旁贷。 2、重新思考意识形态批评 当我们思考建立文学理论的民族的本位话语的时候，可能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现在是重新思考意识形态批评的时候了。这不仅因为，意识形态批评在中国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悠久古代文化传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不仅因为在现代文化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就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文学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现实社会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需求。很显然，同别的视点相比，意识形态批评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更切近文学的特点，也更切近社会接受心理，因而有着更多的包容性。 这里的关键在于：曾经有过的那种作为极“左”文艺路线的理论支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庸俗社会学为基础的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必须坚决扬弃和否定；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重构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 为了寻找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样态，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事可做。第一，回到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丢掉马克思主义。今天当我们带着新的人生体验和理论准备重读马克思（包括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时，是会有许多新的发现的。其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是独断的经济决定论，并不是机械反映论，并不是无主体的客体论和无偶然的宿命论。重新回到马克思，我们对其中的中介意识、主体意识、社会意识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意识，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感受。第二，思考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面对马克思未曾经历的新的社会现象考虑问题，特别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对我们不无参考价值。其理论要点是：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异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及危机理论（全面危机，包括生态失衡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人的危机），等等④。第三，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形态，深刻而富有远见地认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发展与危机，社会伦理的复杂变化，痛苦而又矛盾的民众心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