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是分科主义课程的产物，其核心是知识。数字教科书作为技术革新的产物，颠覆了旧有的知识生产、集结模式，但其核心还是知识。教科书不论作为“教材”还是“学材”，“知识”问题始终最为核心；数字教科书的开发与建构亦然。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面信息时代已然到来”[1]，互联网+教育已成为现实。慕课(MOOCs)、移动学习、泛在学习、个性化学习、线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已成为日常，知识与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知识观也处于变迁之中。当前的数字教科书已从边缘走向中心，渐渐成为一门“显学”，谈教材便无法回避数字教科书，更无法回避数字教科书的知识母题。从传统教科书到数字教科书的演进历程不仅见证了技术的持续进步，也揭示了知识的存储、传播以及生产方式的嬗变。本文将教科书作“传统教科书”(printed textbook)与“数字教科书”(digital textbook)之分，前者指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纸质教材，后者指利用多媒体、互联网等技术发行、出版的符合课程标准的数字化教材。为促进数字教科书的有效开发与建构，本文尝试探讨数字教科书背后的知识建构逻辑。 一、传统教科书的知识获得逻辑 知识并非亘古不变，而“是一个不能得到精确定义的名词”[2]p152，处于不断的发展变迁之中。人们的知识观亦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知识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更迭之中。“人类理智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即一部不断探究知识本质的历史”[3]p67。知识与知识观的改变必然影响课程，影响“课程最重要的载体教科书”[4]p2。教科书的选择须以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为根本遵循。在科学主义知识观的引领之下，传统教科书有其相应的知识获得逻辑。 (一)传统教科书背后的科学主义知识观 知识观即人们对知识的认识与看法，关于知识的知识。教科书的建构逻辑来自其背后相应知识观的引领。教科书的变革实际上是知识观的变革。什么知识应当被纳入教科书，选择的知识应按照怎样的逻辑进行建构，这些都在于教科书背后知识观的相应引领。而在传统教科书的建构进程中，科学主义知识观多向度地引领了其开发与建构。1830年孔德(Comte F X)创立了实证主义，在其《实证哲学教程》著作中提出，“‘实证时期’的知识与虚构的知识不同，是基于经验方法论的、真实的、有用的、肯定而准确的知识”[5]。这种知识的典范是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知识只能来自可验证的经验；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范式最终确立起来并形成与之对应的科学主义知识观。“科学知识是真知识”，唯有科学知识才指向真理；科学方法是获得知识的唯一正确方法。科学主义知识观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由此也引领着传统教科书的开发与建构。科学主义知识观对传统教科书的引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科学主义知识观决定了传统教科书的整体架构。在科学主义知识观的引领下，传统教科书必须满足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要求，为受教育者获得普适性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客观性知识提供物化对象。其次，在中观层面，科学主义知识观决定了传统教科书的学科形态。从学科范畴来看，有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之分，由此教科书分门别类，有语文教科书、数学教科书等。从学段划分来看，义务教育教科书、高中教科书、中等职业教育教科书、高等教育教科书等应运而分。最后，在微观层面，科学主义知识观决定着教科书的科学化教学应用。教师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中被使用的教科书担当着传递客观性、权威性知识的使命，行使着“知识霸权”。教师与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被看作是确定的、权威知识的唯一来源，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也无需被批判。 (二)传统教科书的知识特性 在科学主义知识观的引领之下，传统教科书由此具有与众不同的知识品性：事权性、教育性、科学性。首先，传统教科书中的知识具有事权性特质。“虽然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价值中立的，但当其把科学观念引入哲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就引入了意识形态”，“他们赋予科学知识的品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5]。由此科学主义知识观视阈下的教科书知识具有事权性特质。教材是国家事权，传统教科书的知识并非价值无涉，而是有一定认知向度并体现一定的意识形态。传统教科书与国民的养成休戚相关，“什么样的教科书造就什么样的一代人”，教科书必须以国家价值为根本遵循，这是一项“灵魂性”工作[6]。只有经过科学知识观甄别与选择并符合国家价值取向的知识才能进入教材并成为学习材料。同时，传统教科书中知识的事权性特质还表现在其自上而下的组织性。传统教科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教科书的编制、审议必须由具备特定能力的专业团队协作完成。 其次，传统教科书中的知识具有教育性特质。传统教科书对学生的发展既有显性作用也有隐性影响，两股力量会随着主体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动态发展。相比显性作用，隐性影响将长时间存在甚至持续一生。第八次新课程改革提出的三维课程目标为传统教科书设立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整体架构导向。鉴于此，传统教科书不仅承担了知识传递的功能而且还发挥着育人的重要价值功用。传统教科书因其“意识形态性根源”[7]必须首先发挥教育性功能。其教育性不仅指向基于教科书的主流价值观的确立，更指向基于教科书的社会规训完成。“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基本问题。而在人才的培养进程中，教科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该影响只有开端没有终点。在意识形态论科学知识观的引领下，传统教科书所传达的思想价值已经得到“合法性”确认，代表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对受众有社会规范性。由此，教育性成为传统教科书中知识的根本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