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学界东方文艺理论研究思路之一，即通过深入研究和总体整合东方各国的文艺理论精髓，构建东方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促进东西文艺理论的平等对话。话语体系的建设首先就要深刻分析话语本身，关键就在于福柯所说的“话语的形成”（formation of discourse），关心怎么说和为何这么说的话语规则[1]，即为何这么说的“话语意义生成方式”与怎么说的“话语言说方式”。在艺术表现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艺理论在话语言说方面讲究“意象”的艺术世界，通过“立象尽意”来达到“韵外之致”“象外之象”，追求超越“象”与语言之外的意境，体现了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中的东方象征性思维。而西方则持语言本体论，与中国艺术表现话语言说方式差异甚大。 一、超越形式的“象”：中国文学、书法与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象”既是哲学概念，又属美学范畴。“象”最早出现在《周易》，《周易·系辞上》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圣人设卦观象”[2]（P76）。《周易·系辞下》解释了“象”的来源：“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P86）《周易正义》将“象”解释为“现象，日月星辰也”，将“形”解释为“山川草木也”[2]（P76），圣人通过观物象、循物象变化规律来设卦象。可见，“观物取象”中的“物”有两层含义：既指外在的形式特征，又指形式之上的一般规律。既然通过“观物”可以“取象”，自然“象”也就超越了本意所指的符号现象而泛指符号背后的一般规律，进而才有可能引申为用符号以象征、类比万物运行现象。正是因为“象”的这一层引申意义，从卦象和爻象中可推测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这才产生了“法象”“四象”等哲学概念。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象”同样具备两层意思：一是符号或事物现象；二是象征、类比。 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大辞典》将“象”归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范畴，由“象”衍生出“意象”“象外之象”等美学概念。“象”本意指天象或象征，介于“形”与“意”之间，主要表现为注重艺术之“象”的直观性、象征性和主观性，在此基础上根据主观性融入的程度引申出“物之象”“意之象”“象外之象”三个方面，分别侧重于客观事物现象、经过审美主体想象的艺术形象、有限艺术形象之外的意蕴。[3]（P142-143）相较于哲学语境中的符号现象与类比意义，美学语境中的“象”则更多地与审美主观性和艺术表现形式相关。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语言有其局限性，无法完全表达意义。《周易·系辞上》讲：“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2]（P82）既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么“圣人之意”如何得以呈现与表达？《周易》随即指出，“圣人立象以尽意”[2]（P82），即通过外在的物象和符号来传达意义。 如何“立象尽意”？《周易·系辞下》有言：“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2]（P89）换言之，“立象尽意”即借助外在可观的物象符号，通过以小见大、以少总多的方式来传达旨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就描绘过“以少总多”所带来的艺术审美效果：“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4]（P694）在刘勰看来，明亮的太阳仅用“皎”字即可概括，星辰微小仅用“嘒”字即可表达，“参差”“沃若”二字即可生动描绘出“荇菜”与“桑叶”的错落形态。甚至，刘勰批判晋宋两代“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的文风，认为“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4]（P694）。中国文学艺术表现往往析辞尚简，以最简洁的线条、最精练的语言，呈现出艺术形象的无限神态与韵味。而这也是中国艺术表现通过“以少总多”来进行“立象尽意”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以少总多”与“立象尽意”密切关联。正是因为中国古代主张通过具体的“象”来传达抽象的“意”，从而呈现无限的艺术意蕴，才会凝练出“以少总多”的话语言说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以少总多”的艺术表现方式并非等同于简写或略写，而是如《二十四诗品》所言之“洗练”风格那般，通过“超心炼冶，绝爱缁磷”进行炼字与打磨，最终达到“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反真”[5]（P204）的自然流露与高度概括。在司空图看来，好文难写，好诗创作则难上加难，单是洗练是远远不够的。司空图认为诗人应该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如此才能使“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最终达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5]（P196-197）的审美境界。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进一步阐释道：“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其容易可谈哉？”[5]（P201）此处司空图所言之“象”有两种形态：前一种“象”是物象的形式特征，后一种“象”是超越形式之外的无限“意象”。中国古代追求诗人写物，虽近在眼前，然写法自然，似是偶得，并将丰富的形象与意蕴浓缩其中，并非直截了当地将所写之物呈现眼前，而是要超越外在的“象”，追求语言文字之外的余味，也即《二十四诗品》所言之“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5]（P203），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所言之“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5]（P244），又如严羽在《沧浪诗话》所言之“言有尽而意无穷”[5]（P424）。究其根本，中国文学艺术表现追求“立象尽意”的原因在于认识到了语言表意的局限性，因此主张超越语言等一切外在形式，追求语言之外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