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2-0195-06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1960-)未必是一以贯之的正统解构主义者，但是美国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乔纳森·卡勒，在他《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25周年纪念版序言中，言及解构主义的伦理学后续，专门引了西蒙·克里奇利《交错：列维纳斯、德里达与解构的伦理要求》一文中的一段话：“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统治着解构的必然性来自整个儿的他者，命数女神阿南刻，在她面前，我断无拒绝，凡我自由心愿，皆为正义抛弃。作如是言，我相信我是追随德里达了。”①这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解构主义，解构无所不在就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别无选择。解构主义伦理学，由此就体现了一种势所必然的必然性。 西蒙·克里奇利1960年出生在英国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88年，他在埃塞克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克里奇利于199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解构伦理学：德里达与利维纳斯》。1989年开始，他任教于埃塞克斯大学，担任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开始在纽约新学院任哲学教授，并多年担任哲学系主任。其他著作主要有《很少……几乎没有：死亡、哲学、文学》(1997)、《论幽默》(2002)、《无尽的索求：承诺伦理学、抵抗政治学》(2007)、《哲学家死亡书》(2008)、《无信仰者的信仰》(2012)和《悲剧、希腊人、我们》(2019)等。 克里奇利一直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坚定辩护人，发表过《解构与实用主义》等许多相关文章，并主编过文集《解构的主体性》(1996)等。但是解构主义伦理学这个命题本身叫人迷惑。它是要来解构伦理学本身呢，还是运用解构主义方法来开拓出一块新的伦理学天地？凡言解构，我们总会觉得它摧枯拉朽攻伐既定价值，拥抱不辨善恶的尼采传统，跟伦理学似乎最不相干。伦理学本身，以及同她关牵紧密的法律、责任、义务等观念，似乎都是解构主义攻城略地的目标所向，同解构主义应是格格不入。如今言说解构主义伦理学，是不是意味着另辟蹊径来开启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伦理、新的法律、新的义务？《论解构》在2007年出了25周年纪念版，卡勒专门写了一个长达14页，却没有标注页码的《25周年版序言》。诚如该序言中卡勒所追问的那样，这里运行的是哪一种必然、哪一种义务或承诺？是伦理学的抑或不是？卡勒的回答是，就解构主义而言，伦理学问题直达其方法论的核心所在。②伦理学为什么关心解构主义？由是观之，西蒙·克里奇利应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一、解构主义伦理学的源起 解构主义伦理学的缘起之一，可以上溯到克里奇利1992年出版的《解构的伦理学：德里达与列维纳斯》，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此书出版的时候，正是德里达遭遇左翼右翼两面夹击的时光。德里达被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指责为沉溺于形而上学文字游戏，鼓吹价值虚无主义，而不愿意直面世界的苦难与不公。克里奇利针锋相对指出，德里达不是虚无主义者，他的思想当中有一个伦理观念，而这个伦理观必须联系列维纳斯的“他者”，以此来质疑自我和自我意识问题，才能见出端倪。7年之后，克里奇利在给《解构的伦理学》写的再版序言中又说“我读了德里达1992年之后出版的著作，更对解构主义的政治可能性确信无疑，尤其是马克思的阅读，以及友谊、民主和政治决策的叙述，一并糅合其中了。”③德里达1992年发表《曾与的伦理》，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1994年出版《友爱政治学》。德里达被认为是斯芬克斯开言，终于走出文字游戏，开始直面世界的苦难，由此完成的“政治学转向”或者说“伦理学转向”，正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叶。克里奇利《解构的伦理学》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为解构操心？为什么要读解构主义的文字？为什么要用解构的视野来读文本？为什么解构是必须的，甚至且至为重要的？《解构的伦理学》据克里奇利的交代，便是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伦理学的回答。 克里奇利本人2008年出版的《哲学家死亡书》，可以视为他解构主义伦理学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畅销书尝试。这次尝试是效法安贝托·艾柯写小说《玫瑰的名字》，一路行销之后欲罢不能的学院派畅销书路线。克里奇利的这部死亡哲学的大众读物版，主要是把道听途说的哲学家死亡故事收罗起来，娓娓而谈跟读者集中转述一遍，在不动声色的幽默之间，普及他的死亡伦理学。全书的宗旨也浅显明白，如他引用的苏格拉底的话：学习迎接死亡；以及，笑着死亡。所以这本书不是供人念诵经文以求灵魂超度，如《埃及度亡经》和《西藏度亡经》一类，而是在通俗读物的层面上，重申从苏格拉底、西塞罗到蒙田以降的西方哲学的不怕死传统。该书《导论》中作者介绍说，他这本书缘起于一个简单的假设：此时此刻这个星球角落上人类生命的定义，不仅缘起于死亡的恐惧，更害怕的是一切化为乌有。这使我们期望在宗教里得到拯救，也让巧舌如簧的术士畅行其道。因为我们追求的，要么就是此生的一时安慰，要么就是不可思议的来世救赎。 克里奇利强调他的这部《哲学家死亡书》写的不是哲学的历史，而是哲学家的历史。即是说，他写的是一系列的有着血肉之躯、有着种种局限的凡人，如何面临他们的最后时刻，无论是视死如归还是神志迷乱、是尊严高贵还是噩梦盗汗。所以他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将哲学史视为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以西方当代哲学为其一路发展过来的最高峰。所以哲学史几凡是西方的，就是最好的，至于哲学家生平鸡零狗碎的日常琐事，同它了无相干。哲学史的唯一功效，便是举起一面镜子，来镜鉴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世界。克里奇利指出，他的观念是恰恰相反，希望表明他叙述的这许多哲学家们的生生死死，能切断通向“绝对精神”的道路，来对哲学本身提出一点疑问。在他看来，哲学对于哲学家的生生死死不但长久忽视，而且态度傲慢甚至于狂妄。一如海德格尔1924年一次谈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上所言，哲学家的生平，其意义仅仅在于：他生于什么时候，他工作，他死了。这一倨傲姿态，克里奇利指出，是忽略了哲学家首先也是活生生的人，是暴露在一切疾病祸害面前的肉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