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1)06-0182-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中国文论70年来一以贯之的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西马文论”)则是其中不断激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各种思想论争、应对现实挑战的重要思想资源。长期以来，学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认为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和研究始于1978年，标志性事件是徐崇温发表《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该文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流变以及代表人物和主要学派。[1]至于西马文论方面，虽然1980年出版的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2]打开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叙述体系，但是中国学者真正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为名展开研究则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其中，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该年陆梅林编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和冯宪光的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国第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3]因此，在当下的学术史叙述中，西马文论多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伴随着20世纪西方文论译介特别是1985年“方法论”热潮而进入中国的西学新潮。①但事实上，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胡风(包括“七月派”)对卢卡奇文论的接受，以及布莱希特、萨特的中国译介，等等。②因此，本文所欲展开的是重返新中国初期中国对西方学术资源引进和接受的历史现场，重新梳理那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接受模式进行理论提炼。 从现有资料来看，新中国初期译介进入中国且现在我们将之归属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已有不少。③根据当时中国学者接受内容的侧重点，下文按现实主义视域和美学视域两个方面展开论述。④ 一、现实主义视域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实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创作方法和艺术观念上最为重要的理论主张。因此，从现实主义视域关注西马文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理论界非常自然的选择，同时这一视域选择也相应地遮蔽了其所译介的西马文论家的其他丰富的理论面向。卢卡奇(George Lukács)、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加洛蒂(Goger Garaudy)、费歇尔(Ernest Fischer)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西马理论家，尽管他们最终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但中国学者在具体接受过程中对其态度则不尽相同：卢卡奇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论始终是处于被批判状态，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戏剧观则成为黄佐临试图改造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斯坦尼体系”)时所征用的理论资源，加洛蒂和费歇尔收编现代主义为现实主义扩容的文艺观在当时也遭到了批判。 卢卡奇是新中国文论最为熟悉的西马文论家之一。⑤在卢卡奇的中国接受历程中，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是一个重要节点。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卢卡奇摆脱了“卢卡奇与胡风”“卢卡奇与苏联潮流派”的关系，开始以文学的“修正主义”身份进入中国。1958年，《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在中国出版，集中苏联、民主德国学者对卢卡奇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考赫的两篇文章，考赫不仅以批判的方式回顾了卢卡奇重要的理论时刻，而且点出了卢卡奇的“修正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这是卢卡奇中国接受历程中的一个突破。⑥1960年是卢卡奇中国译介的一个高峰。这一年，《世界文学》编辑部选编的《卢卡奇修正主义文艺论文选译》、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卢卡奇修正主义资料选辑》以及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料室编译的《有关修正主义者卢卡奇修正主义资料索引》三本“内部资料”出版；同年，《山东大学学报》以一组专题对卢卡奇展开批判。⑦《山东大学学报》对卢卡奇的批判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于卢卡奇文艺观的认识。孙昌熙论述道：“卢卡契的文艺思想主要就是否定文艺的阶级性、党性而代之以‘人性’、‘人道主义’；宣扬世界观与创作无关，从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指导创作的重大作用；夸大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从而毒化和破坏社会主义文艺，达到它攻击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一总结是较为到位的。质言之，对于卢卡奇的批判实质是两种现实主义诗学的博弈，不论在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正统文学观念的时期还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确立，卢卡奇推崇的“批判现实主义”始终是被作为异端对待的，其核心在于在“写真实/写典型”观念上的分歧。⑧然而，因为现实主义的立场前见，致使其他诸种阅读卢卡奇的可能性被遮蔽。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学者已接触到“作为美学家的卢卡奇”“作为文化理论家的卢卡奇”“作为哲学家的卢卡奇”三副面孔。例如，《卢卡契修正主义文艺论文选译(八)》(《世界文学》编辑部印，1960年)中的《民主与文化》(冯植生译)一文(活页样式，第一页右上角有“内部资料·请勿外传”字样)，就是一篇极为精彩的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可能是新中国早期具有文化研究性质的理论文章。 另一位对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家是布莱希特。1959年“布莱希特热”的主要促成机遇是中德(民主德国)建交10周年纪念活动⑨以及日本导演、剧作家千田是也和德国作家冈特·威森堡的推动。[4]这次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冯至等学者编译的《布莱希特选集》出版，冯至在该书“后记”表达的对布莱希特的认识集中在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剧作家的“战斗性”以及戏剧所营造的“间离效果”[5]。这一时期对布莱希特研究贡献较大的是黄佐临。1959年，他撰写的《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已经显示出征用布莱希特理论的意图。[6]1962年的《漫谈戏剧观》可以视作黄佐临对上述思考的深入[7]，该文发表后，学界围绕“戏剧观”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也引起了1962-1963年又一次“布莱希特热”。《漫谈戏剧观》的核心思想在于借助布莱希特理论打破斯坦尼体系的束缚、激活中国“写意”戏剧观，在理论互鉴、互融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戏剧革命化、日常化、辩证化和历史化改造。同时，将布莱希特作为前沿窗口，中国戏剧界也可以观察到其他西方现代戏剧的诸种样式。黄佐临将其作为斯坦尼体系的对立面而译介，以其抗衡斯坦尼体系的教条化影响；同时，布莱希特在斯坦尼体系、中国传统戏曲以及西方现代戏剧间扮演着突破者和沟通者双重角色。周宪将这种极为特殊的接受现象概括为“黄佐临现象”[8]。总体而言，1962年的热潮已经具有明显的研究性质，并且两次热潮的发生从“政治推动”到“艺术争鸣”的转变，体现了当时学界的艺术自觉。⑩1964年后，“布莱希特热”退潮。(11)其实，布莱希特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一直是作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文艺形式”而被批判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苏联学者纠结于布莱希特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而将其命名为“左翼表现主义”[9]时，中国学者却避开了这一问题，进而发现了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理论之间的联系。这种“接受的分歧”显示了在中—苏的理论张力中古典理论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建设的一个重要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