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文学躁动，使得“中国文学选择”这个题目异常醒目。价值标准已经无法左右整个局面，西方认同抑或传统悖反，母题返祖抑或形式猎奇，阐释暴力抑或命名暴力，都在做出拯救文学的姿态，但是又都无法逼近被拯救的结果。然而在世界文学背景上，异域的民族文学推进依然未减，中心的没落，亦并未导致世界性的现实没落，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从世界文学格局中来考虑中国文学选择。 一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作为德语概念，最早由歌德在对应“民族文学”的层面上明确使用，他认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①而且乐观地断定：“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其中替我们德国人保留着一个光荣的角色”。②但是论题的提出则应上溯至赫尔德，他在1793年《鼓励人道的书简》中写道：“我们应该排除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框框，和全球各民族建立精神商品的自由交换，把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由各民族创造的最最珍贵的作品，都包容到自己的组成部分中来，使我们的文学史成为包罗万象的全世界文学史”。③而赫尔德触感到这一历史境况中的先锋议题，直接导源于他对东方诗歌作品的翻译介绍，正象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描述的那样：“赫尔德为从艺术上掌握东方古典诗歌并将东方诗歌纳入‘世界文学’领域之中这项工作开辟了先河。歌德的《西方和东方的合集》，留凯特之作为波斯和阿拉伯诗人的译者，费利德利希·施莱格尔之为浪漫主义者发现印度，都是踏着这同一条道路前进的。④后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接受了这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月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文学”观念已经自觉地形成于理论生命中，并且被升华为一种创作视野，或者作为理想作品形态的潜在价值尺度，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发挥其调节作用。 理论地把握世界文学这一概念，通常有两种理解，其一指各民族文学的集合，在累加数量扩充中实现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广泛交流和互为价值参照，其二指人类生存融汇日渐延伸的态势下，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得以缩小和扼制，共同性的关注中心和表现母题充分显示其世界范围内的主旋律品格，由此而孕育一种跨文化跨语种跨民族利益的普遍性文学，所以也就不妨看成各民族文学的聚焦。集合论的精义在于消除了审视者的视野狭隘，最大限度地肯定了各民族文学的存在合理性与必要性，有效地把握了普遍交往梯级中的文学生存状态和互为影响的历史必然性。但是集合论抹杀了地域文化板块的递变不平衡性，没有考虑到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因而也就模糊了文学斟定的标准和未来性思考。所以，集合论的世界文学观，因其宽泛和缺乏凝聚而导致理论穿透力的丧失。聚焦论的要旨在于冲破了日常现象的坚甲，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化移动和精神发生影响的当代景观，并在这种景观中找到了一系列人类生存的共同旨趣和相同意向目标，它在颠覆旧的民族中心之后重构了耳目一新的世界中心，尽管那些世界中心带有极大程度的虚构性。然而聚焦论世界文学观却割断了“交往时代”（现代）和“封闭时代”（古代）的历史因沿联系，在忽视“交往”的相对性中误读了各民族历史演变的实际进程，所以其所抽象出来的“新质生存注意中心”和“世界性新质母题倾向”，以及从普遍联系中剥离出来的一系列新的世界美学原则和文学判断尺度，就都显得恍惚和虚弱，至今我们还未见到成熟的并且为世界普遍接受的操作实践。审视视野中，所有民族的文学还都在延伸说来话长的民族经历，民族情绪并未因世界关怀的旗帜高举而疏淡和消褪，这个事实使我们对聚焦论同样开始怀疑。因此我认为提出一种“辐射论”更为妥贴，即认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有其作品可能成为世界文学，但是只有那些不仅在本民族范围内产生发散性影响，而且同时对其它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辐射性影响的作家作品，才具有世界文学意味，或者说进入世界文学圈内。这个命题很大程度受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的启发，它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内确立世界文学特质的一种思路。对辐射论的世界文学观而言，要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保世界文学的民族竞争公平原则，而且由于这种原则的自由性调节，便不会因特定民族的某种思潮处于亢奋状态而促使别的民族陷于自悲情绪之中，因而也就避免了盲从和异域崇拜中的世界选择倾斜。这意味着任何民族的精神成果和文学成就，能够为世界首肯，而且有可能成为激活其它民族文学生长的动因，但是却无法代替其它民族的精神探索和文学推进，更谈不上文学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异域占领。辐射格局既能够调动民族文学间的竞争热情，又能够彻底阻断虚构“极限化世界思想中心”的强权模式通道。第二，扼制民族文学发展的无参照评估状态，从而提供了一条总体意义上的客观性原则。当作家作品限宥于民族封闭系统内作价值判断时，共时亲近或者历时血缘亲近的基质，不仅会使情绪走向极端化的“内倾”固执和“外倾”偏颇，而且会使称量本身缺乏任何可以实证的真实维度。所谓“文学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样一种习惯说法，之所以从根本上说来似是而非，原因就在于它掩匿了得出结论的过程，即“何以”或者“怎样”确立民族文学获得世界文学的存在属性。当我们表述特定作家作品具备世界文学地位时，必须以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发生作为表述的真实性支撑，否则表述就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商业文学评论”。在文学批评中，判断虽然指向确定的对象，判断者却是站立在参照的位置上，孤立衍生出来的绝对判断主体任何时候都没有存在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我们把民族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空间寻找其价值存在位置，就无法把民族文学作为一种隔离状态的独立文学形态而论其优劣。第三，提供一种逆向原则的描述模式。在集合论的描述模式里，实际上没有确定任何描述原则，因而也就不具备世界文学话题的谈论意义。在聚焦论描述模式里，世界文学总是被我们推到某种预设的位置，描述者根据各自的操作要求或者利益旨趣，先行把预设的东西搁置在我们面前，武断地将其供奉在终极参照的当然位置，尔后把各民族文学的价值命运牵系于主观性预设之一身。在文学的“现代性”背景之下，“世界文学”曾给我们昭示了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先锋指向，仿佛我们一旦游离于这个指向之外，就无法实现其世界文学追求，但是“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世界文学”的先锋指向则又置换出另外一批作家作品，这使我们的作家还没缓过神来就又陷落到世界文学神话的陷阱之中。而在辐射论的描述模式里，世界文学永远是一种充满活力和诱导机制的价值指向，即我们不是从世界文学的位置上来斟别民族文学的价值，而是反过来从民族文学的位置上去追求世界文学的意义，世界文学由此从武断的、预设的、极限的、教条的、僵硬的等霸权主义阴影中走出来，而成为自由的、理想的、参照的、现实的、鲜活的等生存品格的人类共同追求。 二 辐射论世界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开放性描述模式，各民族文学因此而获得同一层面参照性判断的相同权力，在这种语境里，世界文学格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加以考虑的问题。在人类开放性地域文化交流和现代性全面交往之前，世界文学格局同样存在，只不过人类知解力的当时孱弱而屈居掩匿而已。人类发生史乃是格局变迁史，同样，文学的各民族展开也就是世界文学格局的展开，不同在于早先运动于格局变化的非自觉状态，后来则渐渐运动于格局变化的自觉状态，而完全的自觉，恐怕只能属于尚无法证实的遥远未来。辐射论价值观的视野中，世界文学不是现代产生的理想温馨儿，它是人类各民族艰难跋涉中的既有成果，并且在成果创造的过程中，往往因不同民族生存状态的当时境遇之异而重构世界文学格局。如果我们缜密地研究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史，就能够对这个格局的动态变化脉络，给予贴近历史实际状况的描述。 世界文学格局的意思是，在确定的时间定点位置，我们可以审视各民族文学当时集合状态下的剖视切面，在这个切面上，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和价值定位，呈现出整体观照中的力学结构关系。影响与被影响，中心与边缘，前卫位置与滞后位置，开放状态与封闭状态，所有这些，决定了特定民族的文学价值地位和与其它民族相参照的存在状态，并因此而遴选出各民族的世界品级作家。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自我定位与民族生存位移息息相关，当然也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移动系于毫发之间。希伯来文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至一世纪的一千年间，创造了民族文学史的辉煌时代，《希伯来圣经》和《次经》无疑是世界文学的杰作，影响欧洲文学至今不见衰微，这使希伯来赢得了那一历史时期与古代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希腊文学并肩而立的殊荣。但是自此之后，它本身则如日走斜，至现当代更一蹶不振。与此案相反，日本尽管在中古产生过《万叶集》和《源氏物语》这一类的民族优秀之作，然而日本文学思潮却始终饱经汉语文学飘海而过的春风吹拂，由此而长期处于接受和被影响的位置，民族的精神个体性并未获得弘扬和凸现，更无所谓世界文学参与或者世界文学格局的力点牵动位置。但是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日本文学之迅速推进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东方中心地带，尤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两捧诺贝尔文学奖杯，更使其世界文学意义的作家作品奠定其稳固地位。尽管日本当代文学仍然努力从西方现代和中国古代汲取艺术营养，但它同时强有力地向世界辐射其文学智慧，中国当代作家甚至从日本的大众电影（如《人证》、《追捕》、《远山的呼唤》等）中也模仿了许多东西，这就把日本文学推到了被接受和积极影响的位置上。每一个民族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和位置，而且也都必然要经历沉浮升降的命运历程，正是这种全方位的运动变化，决定了世界文学格局的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