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基本问题——思想背景 1、中国文化：世界上最大、最丰富的文化矛盾现象 20世纪世界文化带有一面倒的西方模式。因此，一方面一切非西方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西化；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本世纪以来，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文化对话逐步增多，其中最富成果和令人鼓舞的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然而总的说来，即便在今天对于西方大多数学者和一般人来讲，中国文化和思想仍然显得生疏和遥远。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是些大学里的专家。结果是具有很深历史渊源和概念上不够明晰的心理难度的中国文化未能展现在西方学者和不具备中国传统学识的中国学者面前。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的伟大传统文化和思想已经广泛地纳入今天世界范围的文化对话之中。 事实上，西方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有能力的专家已经对中国文化研究表现出很大兴趣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工作。但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缺少必要的历史知识以及文体趣味的深刻不同，他们工作的重要性还远未被大多数学院派充分理解。当然，任何一个外国学者，只要他或她用足够的时间并以适当方式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都能同中国人一样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这就是说，外国人接受中国文化的思想构架和假定，就可在其基础上正确理解典型的中国文化表现。生活在现代的学者自然一定会把某些现代的观点和方法溶进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之中，使其研究的表述和框架多少有些“现代化”。但是他的理解中最重要部分仍然依靠他从经典著作中所学到的那些传统规范和规则，特别是传统的中国解释学的规范和规则。就这件事来讲，他的主要工作是重新组织和表述由于传统信仰和情趣而被认为“有价值的”那些原有的命题。保持一种中立的或客观的立场并不容易。如，查德·汉森就说过：“尽管‘原文’的‘最好’解释是我们对古代中国哲学家的信念做出历史判断的唯一根据，这种解释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抱有这些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仍然未脱离原来的范畴。一般来讲，这种基本的学院倾向导致这一事实，即西方的汉学尽管在过去几十年有了迅速的发展，却仍然是少数学院派人士的事，到今天也未能与其他重要或主要学科进行学术性交流。这种学术上的距离造成的结果对于两方面都可能是一种损失：从事和不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由于中西知识份子交流不够而深受其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伟大宝库不能得到西方或有西方观点的学者更深刻和更广泛理解的原因。此外，我想想说的是只要中国研究仍然保持其传统的以历史叙述为主的方法论，上述情况在将来就不会改变。 2、中西精神交流的基本困难 当哈贝马斯试图表述关于现代西方世界与各个古典世界之间进行有效交流的一般交流理论的某些基本原则（即他的“四种普遍要求：意义、真理、诚实、恰当”）时，他的“超时间”意义和“意图状态”这些概念仍然带着尝试的性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字表述的语义的和文体的层面并没有得到这种“可公度的”定义明显的是，在关于中国文化史上物质文明和工艺文明的研究中，学者遇到的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方法论上的困难自然要少得多。 从世界范围看，今天的学者在进行比较科学研究时接受了共同的用语和规范。这种说法在较差的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最早期的学问上，因为传统的中国学问的不同用语和规则可以用现代科学语言重新加以描述。后者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特别是因为前者的优缺点可以通过后者的规范得出有效的判断。 在社会科学中，一个比较有成效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一般的政治经济史。尽管在这里我们面对着比自然科学更多的专业困难，有关的事实叙述和因果分析可以在一种实证论的和行为论的层面上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而这就为对各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史进行广泛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根据。只要掌握了中文和有关资料，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史便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列举以上实例是想表明某些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现象的某些领域的研究与关于西方社会现象的同类研究能够并且实际上也在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因为两者的内容可以用一种共同的观察语言得出有效的表述。所以在这些领域中的困难主要来自不同的专业上的障碍，诸如要查找的资料的科学编排的不完善和缺少必要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 另一方面，同某些具有更多经验性质的领域的研究由于包含很多价值论的、伦理学的、美学的和艺术方面的内容，面对着因为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之间在一个日益缩小的星球上的对立而产生的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严峻挑战。因此在中国语文学、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编纂学和宗教研究上，由于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出版物的迅速增多，学术交流（并非仅限于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文学科与传统中国人文学科之间的描述性比较）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人们在努力讲“今天东方和西方必须汇合”，“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的传统说法似乎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学术界。问题在于：尽管在经验方面有了广泛进行中西人文学科比较研究的可能，双方的基本规范和价值一直各自独立甚至分歧很大。如果每一方只向另一方讲出其原则和规范，而不去找寻进行有效对话所必需的公分母，那么彼此之间的讨论就不能取得成果。换句话说，双方的观念有可能在指示层面上进行比较，而在内涵层面上却不大可能有足够的共同标准。这就说明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讨论能够照字面意义为西方哲学家所理解，而其更深一层的涵义和魅力则为西方人所不见。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西方人是否真正理解中国各种艺术的问题，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有关中国艺术实践的经验和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