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选择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次巨大而艰难的文学选择。从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的诗学新论，到梁启超将小说与“群治”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将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的小说抬到正宗文学的殿堂，再到本世纪初叶胡适之、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主张用“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来代替他们所谓的“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最终完成本世纪初的一次艰巨的文学转折。这种转折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框架之内完成并且昭示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艰难起步。但是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在起步之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使得我们文学的发展状况还不怎么令人满意。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或者说在又一次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又面临着文学的一次新的选择。 与前一次选择一样，新的选择也具有其多维角度。但在传统与现代的选择方面则出现了新的情况。前一次选择是以逃离传统走向现代为目标的；而这一次选择却有人试图重新回归传统，从传统中寻找解决中国当下文学发展状况与西方相对滞后问题的途径。 这样一种返古性选择或称逆向选择在文学理论界大致以郑敏先生的《回顾》①为代表。 《回顾》以及另外的一些文章，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清算着手，系统地提出了其逆向选择的理论纲领，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为人们进一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话语操作的契机。其实《回顾》现象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与当下文化理论界的一股复古主义思潮（我们不妨将之称为“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相联系。形成“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思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说来可有如下几种： 其一，是东方资本主义的成功运操和新儒学的发展。这种东方资本主义或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是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其代表。这是在儒家文化圈内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它曾给予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营养，也给“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提供了某种论证的依据。而新儒学的发展则试图为东方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文化模式。这无疑对“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是一种鼓舞。 其二，是在东西方文化交往之中体味出来的一种民族文化的屈辱感。这主要是指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的单向输入性。或者具体地说是中国人的“失语”现象。我们总是在言说西方人的话语，而缺乏自己的话语。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并不缺乏智慧，因而我们似乎不应该失语。追溯其原因，他们认为这都是因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倒传统文化，提倡西方文化所致。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本清源，归回传统。重振东方文明之雄风。 其三，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既然西方欧美式资本主义已从现代阶段发展到后现代阶段，暴露出许多西方文化体系内部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把视界延伸到东方，来寻找东方智慧以解决西方的问题，而我们自己就更有理由重新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另一方面是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的自尊意识。要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入侵。 其四，是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地区与行业为了迎合某种异常心理。繁体字的卷土重来，在一定程度也刺激了这种逆向选择的心理的发生。 其五，是八九年风波之后为了反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姿态高格调的处理，也为“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提供了一种合适的社会气候。 在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不但出版界良莠不分地出版了大量的古代典藉，一些大学与研究所的学者们也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大谈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未来的价值。这确实构成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是经济方面越来越开放，强调要与国际方式接轨；而在文化方面，却形成了一股浓厚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一些并非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顺潮而起，在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直至在一些乡规民约中都有所体现。甚至如《女儿经》与《二十四孝图》这样一些为鲁迅先生早已作过深刻批判的东西也有人在那里大力弘扬。我以为这些做法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弊多利少的。郑敏先生的《回顾》等文章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发表的。对于《回顾》一文的其它一些观点包括我的《商榷》在内②已有一些文章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在此我主要还想就其所提出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而且这也是郑敏先生在《商榷之商榷》③一文中所特别点出的。 有关“二元对抗”问题，是《回顾》及《商榷之商榷》等文章对于胡适与陈独秀的一种强烈的责难。郑敏先生认为胡陈的二元对抗思维表现在其语言与文化理论上为。 文化革新／传统的继承；白话文／文言文；口语／书面语；明清口语文学／其以前的古典文言文学；新文化／旧文化…… 而在“／”左边的各项是胡陈拥护的，这本无不对处，但不幸的是他们将其与“／”右边的各项看成是敌对的，而为了树立左边的各项必须打例或贬低右边的各项。以为非此无法实现革新的理想，而不知道左右两边各项的关系实在是互补而非对抗的。并且认为胡陈的这种“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影响深远以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也是其余波。郑敏先生很注重对于胡陈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它产生于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往往站在一个中心立场将现实中种种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对对对抗性矛盾，并从自己的中心出发拥护其中一项而打倒其另一项。这样就将现实中矛盾的互补、互换、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等复杂而非敌对的关系强扭成对抗的敌我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