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不久前才偃旗息鼓的对批评“失语症”的诊断，到眼下方兴未艾的对“诗学何为”的讨论，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危机的话题，显然已引起业内人士的普遍注意。对于当代文论，人们究竟还能期待些什么？在今天的文化时空里，诗学研究到底还能有怎样的作为？诸如此类的困惑使得原本已经很不景气的文艺理论，处境更为艰难。事情自然并非空穴来风。曾几何时，以文学批评的“权威言说”的确立和文学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为基础，作为诗学的文艺理论，一直以其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备受关注。相形之下，随着批评方法众声喧哗格局的结束和批评话语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一种空谷回音，所谓的“批评时代”终于落下帷幕，文艺理论的日趋萎缩已是既成事实，当代中国文论普遍为一种既不甘但又无奈的“边缘心态”所笼罩。因而，除非对自身的功能定位重新作出审视，否则，诗学的未来将不再光明。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诗学眼下的这种“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倒象是一次真正的“归位”；在过去的日子里，当代文论固然有过权倾天下、门庭若市的时候，但其实并没拥有名符其实的光荣。众所周知，诗学曾经对文学艺术实践所拥有的令行禁止的权力和颐指气使的威风，其实是拉大旗做虎皮；此种意义上的“权威批评”与其说是一种诗学，不如讲是一种“泛政治学”。它是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力量凭借其对体制的控制，对人文艺术活动的一次施暴。当一些手中握有权柄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好恶，便能够定夺一部作品的现实命运及其作者的生死荣辱时，艺术的繁荣当然无从谈起。从那些至今挥之不去的一处处“创伤记忆”，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鲜明的反讽情境：期待着能够有所作为的诗学，如今却不能不为这种独断论话语的终结而由衷地感到庆幸。但尽管如此，当代诗学眼下普遍的“边缘心态”也清楚地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文论家们对权威话语的向往已成为一种职业情结：为具体的文艺实践活动提供实际的“指导作用”，被视作为诗学的当仁不让的责任；能否让艺术的生产主体与消费大众听从自己的调遣，这似乎成了评估文艺理论是否有效的唯一尺度。 显然，正是这种情形的一去不返造成了一度心高气傲的文论家们今天的沮丧与失落。分析起来，这意味着长时期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一直对文艺理论的研究价值，持一种“他律”立场。受其支配的文论家大都将其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维系于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两大群体的“社会承认”之上。就像著名英国文艺理论家乔治·科林伍德在其《艺术原理》的序言里所说：“我希望首先是艺术家，其次是那些对艺术有着强烈同情心的人们，会觉得我写的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是有益处的；我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写作本书中的每一句话的”。这样的想法虽然听上去显得合乎情理，但深入一步来看却大有问题，其弊端主要在于常常成为“自恋主义文化”(CULTURE OF NARCISSISM)的庇护所。从文化史来看，随自我意识的发展而来的人类的“自恋”情结由来已久。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那喀索斯，因得罪爱神而被捉弄迷恋于自己的水中的倒影，便是这种文化现象的最早表现。而故事最终以主人公淹死于水中的悲剧收场也己昭示出，一旦为这种自恋主义文化所左右将会有怎样一种结局。 虽然美丽的神话时代早已成遥远的风景，但那喀索斯的不幸幽灵显然并未消失。根据美国学者拉斯奇的诊断，以一种依赖心理为基调的自恋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潮：“目前盛行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乐观并着眼于未来，却渊源于自恋主义的精神匮乏”。这种文化是自我中心立场恶性膨胀所致，在表面的妄自尊大下面掩盖着一种内在的缺乏自信，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反对任何权威，另一方面却又迷恋并追逐着权威主义，这是其永远的自相矛盾。因为“尽管自恋主义者不时会幻想自己权力无限，但是他要依靠别人才能感到自尊。离开了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观众他就活不下去”。因而，“自恋者总是把社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由富裕、伟大、著名人物组成，另一部分是受前一部分人主宰的芸芸众生”，并且“生怕自己不属于伟大、富裕、有权势的这一部分，而是属于‘中庸’之辈”（注：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第6-9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因为对于受自我中心观支配的自恋主义文化而言，只要不能成为主宰便意味着毫无价值。诚然，拉斯奇的这些诊断主要并不针对当代诗学而来，但它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用来把握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现状。如上所述的当代诗学普遍的“边缘心态”，无疑便是积淀已久的“自恋主义文化”的一种突出表现。 美国学者杰拉尔德·格拉夫几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爆发性的繁荣并不纯粹是史无前例的新奇现象，而是一种古老的、曾反复出现的冲动的最新的复活”（注：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第333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无论这个结论是否还可商榷，有一点不能否认：在世界艺术文化史上，作为诗学的文艺理论从不甘心扮演配角。正如韦勒克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第一章要特别强调，“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上的工具，是今天的文学研究所亟需的”那样，如何阐明诗学的重要性以设法为其从世人那里，赢得与艺术作品一视同仁的待遇，这早已是历代文论家们的共同心愿。问题自然不在于诗学有权利为其存在意义作出必要的辩护，而在于当这种自辩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自恋，力图通过一种自我扩张来获得自我实现，事情就会适得其反。正如“那喀索斯”的故事所昭示的那样，以子虚乌有之物为真实对象是自恋行为的症结所在，从自恋主义文化立场出发最终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价值虚无主义，因为这种文化所热衷的是一种文化虚拟行为。以此来看，“边缘心态”的出现其实是对诗学研究的价值缺乏信心的缘故，以指点江山的抱负来转移自惭形秽的焦虑，此种情形正表明这门学科早已为自恋主义文化所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