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针对复杂而严峻的意识形态形势曾深刻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①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如何进行正确国家观教育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学术领域一直存在两种国家观的对立，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对立。自由主义国家观是错误社会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针对“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问题，它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即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实践发展，意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当代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将国家本质空幻化、将社会主义国家虚无化、将资本主义国家永恒化。 一、以错觉虚构历史：将国家本质空幻化的思想脉络及其当代影响 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其著名演讲《论国家》中曾深刻地指出国家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观察一下俄国的或无论哪个更文明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看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再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②在这里，列宁提出了极其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资产阶级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媒体是如何歪曲、抹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第三，如何有效批判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回答不好这三个问题，就回答不好邓小平提出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列宁的演讲距今已100多年了，但是我们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媒体对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进行污蔑、诽谤和攻击的拙劣表演可以看出，列宁的分析在当代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即“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我们要像列宁要求的那样，在国家问题上“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这一坚定的见解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脱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必然陷入“人云亦云”“雾里看花”的被动局面。 自由主义国家观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自由主义国家观，最主要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政治学理论，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在人类客观的历史进程中，没有这样的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实质上是在思想家头脑中构建出来的。这一理论提出“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社会生活要得以维持，民众就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少数人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这种权力让渡理论，是近代的西方政治学“天然合理”的理论基础，是“不容质疑”的政治前提。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对这样的国家观深信不疑。但是这种国家起源说是唯心主义的，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和客观进程，所以我们不能将这种虚构的理论直接拿来当作牢不可破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个基础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说基于国家的真实产生和实际发展，是从这个真实过程来考察国家是如何起源、发展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是依据某种理念、概念、精神来考察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根本分歧所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基于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强调，国家的起源是同阶级的起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社会契约论的唯心主义性质和阶级属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