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裂变时刻的来临 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开始，宣告西方体制正濒临崩溃的声音便不绝于耳。而到2016年底，在欧美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变之后，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已无需任何先见之明，几乎成为舆论界的时尚，因为证据是如此重大、直接而明确：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法国、意大利与荷兰的脱欧势力正跃跃欲试，而匈牙利和波兰已被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所俘获，欧盟解体似乎危在旦夕。特朗普宣扬的“美国优先”政纲与大西洋彼岸的反全球化运动遥相呼应，也意味着美国将试图摆脱其不堪负重的引领责任。怀着“自由世界的灯塔”会黯然失色的忧虑，有人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连任可能，这是过于沉重且前景渺茫的寄托。 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三天，福山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坦言，“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1950年代起构建的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开始遭到来自愤怒而强健的民主多数派的攻击。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时刻。”①今年西方思想界最为频繁和突出的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破裂、全球化的逆转、民族主义的回潮、宗教保守力量的复兴、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危机、民主政治的衰败以及国际自由秩序的崩溃。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明白无误地显示，2016年将被铭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二战之后持续70年的西方自由秩序就此终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Roger Cohen)感慨道，“苏联曾被证明易受失爱(unloved)之殇，而今愤怒的季节正降临西方。”② 然而，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在25年之前，宣告“自由秩序的最终胜利”也具有至少同样重大、直接而明确的证据：苏联解体，德国统一，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出狱不久的曼德拉在南非展开寻求和平与和解的政治努力，美国的“沙漠风暴行动”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侵占中解放出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随后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1991年发生的这些变化几乎是“圣经尺度”的巨变。③那么，时下对“自由秩序”失败的绝望真会比当初“最终胜利”的欢悦更为持久吗?如果彼时预言的“历史终结”未曾落实，那么此刻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会更加可信吗?理解2016年世界变局的思想努力，需要在时代的潮汐之下探寻结构性的力量和趋势。 本文将着眼于两种重要的结构性裂变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全球化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之间的断层线，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未能有效地应对国内的不平等，导致民众意愿的分裂，出现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对立。其次，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品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本地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文化冲击在许多欧美国家引起了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形成了民众之间文化认同的分裂格局。第三，全球化及其许诺的自由、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事业(比如接纳移民和收容难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对于特定人群的感受而言，这些代价可能过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担，或者损失大于收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和对现存“自由秩序”不满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既有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也有文化认同的缘由。这种不满在民主社会中表达为政治诉求，但建制派政党由于固执和僵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性与回应能力，而原本边缘性的政治力量乘虚而入，及时俘获了不满的群体，汇聚和强化了他们的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发起对建制派的愤怒反叛，促成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现象。 特朗普与“沉默的大多数” 社会的经济断层、民众的文化裂痕以及由此导致的民粹主义兴起，构成了2016年世界变局的主要特征，突出地体现在充满戏剧性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叱咤风云的特朗普成为今年《时代》周刊与《金融时报》的年度人物。这位“政治素人”几乎单枪匹马闯入美国政坛，突破建制派的重重围剿，出乎大多数观察家和民调的预测，最终击败资深政客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难以计数的分析评论文章中，如何解释特朗普的崛起成为一个思考的焦点。为什么主流媒体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误判?是因为忽视了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吗? 半个世纪之前，左翼激进运动的急风暴雨席卷着美国政治，但赢得1968年总统大选的却是保守派政客尼克松，他宣称自己回应了“沉默的大多数”要求恢复“法律与秩序”的愿望，此后“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术语开始流行。特朗普在竞选中同样打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旗号。然而，他并没有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最新统计结果表明，克林顿获得的大众选票(popular votes)超出特朗普286万张(优势率2.01%)。三个关键州(密执安，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的竞争非常激烈，特朗普在这三个州超出对手的选票总和仅有7.7万张，却获得了决定性的46张选举人票。④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反映出民众的分裂。 因此，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是一个杜撰，那些愤怒的民众既不是大多数，实际上也并不沉默。已故的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早在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就觉察到这种愤怒，并预言特朗普式的政治强人有朝一日将会崛起。⑤而纪录片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从夏季开始反复发出“特朗普将会获胜”的警告，在列举的五大理由中，他明确意识到那些在经济与文化上双重受挫者们的愤怒。⑥的确，他们并没有沉默，只是长期被建制派精英和主流媒体所忽视，或者说被遗忘了。 《被遗忘的那个人》(The Forgotten Man)是犹他州的画家麦克诺顿(Jon McNaughton)2010年的作品。在画面中，美国44位历届总统聚集在白宫前，围绕着一名年轻白人，他坐在长凳上神情沮丧。奥巴马脚踩《美国宪法》的第一页，双手抱臂背对“被遗忘的那个人”。在目睹着这个场景的历届总统中，华盛顿、林肯和里根表现出明显的关切，试图引起奥巴马的注意，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比尔·克林顿却为此鼓掌。这幅画作问世六年之后，在不久前被Fox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收购，据说将作为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悬挂于白宫。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