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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应用科学大学(Zagreb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教授，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客座教授，《后数字科学与教育》(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期刊主编，斯普林格(Springer)“后数字科学与教育”丛书主编，曾在克罗地亚学术与研究网络(Croat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Network)、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国家e-Science中心、格拉斯哥艺术学院(Glasgow School of Art)和东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卡斯教育学院任职，主要研究兴趣：技术、教育学与社会的后学科交汇以及跨学科、超学科和反学科研究方法；(英)杰里米·诺克斯(Jeremy Knox)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字教育研究中心联执总监，《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期刊副主编，高等教育研究学会(Society for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数字大学网络联执召集人，目前主持“数据社会”(Data Society)课题研究，也主持过学习分析、课程录制、自动化教学和物联网在教育的应用等方面的课题，主要研究兴趣：教育、数据驱动技术与大社会的关系，研究成果涉及批判视角下的教育人工智能、学习分析、数据和算法以及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等方面，主要代表作有《后人文主义与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歪曲全球教育主体》(Posthumanism and th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Contaminating the Subject of Global Education)(Routledge出版，2016)和《人工智能和全纳教育：思辨性未来与新兴实践》(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clusive Education：Speculative Futures and Emerging Practices)(Springer出版，2019)，新作《数据公正与都市权》(Data Justic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将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文章从后数字理论的视角提出理解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后(技术)决定论和后工具论观。文章首先追溯后数字研究的知识之根，在相关历史背景下审视当今的后数字研究，并阐述其快速变化的性质。文章随后分析研究现状，归纳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各种较低层次技性科学的大融合，比如模拟和数字、物理和生物以及生物和信息的融合，这种融合产生了新认识论、本体论和实践；第二个主题是上述大融合对教育和技术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新的后数字生态教育学；第三个主题是后数字研究，这是受上述大融合影响的“重组”，强调传统科学领域和学科的进一步协作。文章还简要概述后数字研究的四种“重组”(多学科性、跨学科性、超学科性和反学科性)以及它们对教育研究的启示。文章最后简要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
，2017，p.218)，而教育则总是紧跟交流领域的发展。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使教与学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远不止体现在交流方面。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复杂“重组”已出现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 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教育技术更加备受关注。随着各国政府临时封校停课，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只能居家教与学，在线教学和在线学习随即成为主流。骤然间转而开展的“应急远距离学习”(Hodges，et al.，2020)和应运而生的“应急教育技术”(Williamson，2020)带来了新挑战，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很多一直以来存在的矛盾/问题现在无所遁形(Rapanta，et al.，2020)。有些人觉得“在线学习大实验”(Zimmerman，2020)似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容错过。新冠肺炎大流行至今尚未结束，新冠病毒突变的情况在某些地方时有发生，因此时而封城已是新常态的一部分。大多数教育机构根据以前的理论和过去一年的经验制订了封校预案以备不时之需(Zhu & Liu，2020)。经历了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初期的惊恐之后，现在是时候研究其对教育理论、实践和政策的影响了。 在新冠肺炎暴发短短几个月后，全世界都认识到各行各业，包括教与学，都能够居家进行，妨碍数字化的传统障碍(比如无法监控工作量)现在也能够被成功克服了。今天，很多用人单位已经明白工人在家工作的成本更低，因此开辟了降低固定成本的新途径。同时，成本的降低使得工人获得其他方面的自由(Bonilla-Molina，2020)。由于各地抗疫措施成效不同，传统的不平等(比如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历史上出现的不平等)也被重塑了(Ma
ero，2020)。虽然不可否认从技能和基础设施方面看全球南方骤然间转而开展在线教与学的条件不足(Czerniewicz，et al.，2020)，但是多少有些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全球北方的一些地方(比如德国)也存在类似问题(Kerres，2020)。其他方面(比如在线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在线教师和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公正和移动性等)也都经历了重大变革。在这个大背景下，后新冠时代的教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和重构，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赛尔温等(Selwyn，et al.，2020)已经指出：“随着重大转变的发生，全世界教育面临大变革。但是，长期以来对教育体系造成危害的问题积重难返，很多在今天依然得不到解决。全世界的学校继续面对资源不足和教育机会严重不平等以及教学、课程和学校组织工作等方面质量差强人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首次‘电脑进课堂’和随后尝试开展的‘数字教育’之前就已经存在的”(p.1)。 几十年来，很多领域，比如(批判)后人文主义(critical)(posthumanism)、批判技术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教育社会学等，早已指出(教育)技术与人类(个人和集体)的方方面面深深而又辩证地交织在一起。换言之，技术从根本上讲从来都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独立于其设计者和使用者的假设和世界观之外而存在的。然而，主流的教育政治、政策和实践却植根于“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简单化的话语体系之中，不敢越雷池半步；“使用技术提升学习”或许是对工具论的最佳诠释(Hayes，2019)。我们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痛苦教训中认识到生物、信息和社会密不可分，因此目前教育领域的主流方法亟待“升级”。扬德里奇(Jandri，2021)认为，后新冠时代的教育不应该“止步于新冠大流行期间的做法，而是要把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学到的经验从被研究的对象转变成为我们的理论、路径、研究方法和社会斗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p.262)。鉴于此，本文拟从后数字理论(postdigital theory)的视角提出理解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后(技术)决定论(post-determinist)和后工具论(post-determinist)观。 二、技术决定论和工具论 在我们提出后数字这个新概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分析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现状。毋庸置疑，过去几十年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然而，虽然几十年来不乏批判性研究，但是主流的教育政策、政治和实践对于教育和技术的关系依然停留在简单化认识的层次。实践证明，在一个被资本主义所主宰、充满竞争的世界，对技术的简单化诠释有助于达成提升效率和绩效的目标。身处新自由主义市场环境，决策者、管理层和技术开发者看重的是能够容易实施、测量和评价的解决方案。这正是政策、报告和公司预算方案等所需要的，但是所造成的后果却饱受争议(Hayes，2021)②。教与学的“旧常态”虽然备受吹捧却根本谈不上平等、公正和可持续。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深入分析“旧常态”的种种弊端。本节拟重点剖析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还产生不良后果的两种哲学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