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重庆商贸移民群体与城市房屋租佃

       清代前中期的“湖广填四川”事件促使四川与湖广等地产生了密集且不间歇的地域交流，即清代前中期的移民垦殖运动。①移民垦殖运动不仅促进了四川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恢复，也为城市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业的发展既为垦殖移民中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城市生存机缘，也推动了商贸移民群体②涌入城市谋求生计。这个被称为“城市移民运动”③的大事件，冲击了重庆④的社会环境，丰富了重庆的城市人口结构。

       目前学界对“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史研究，大多关注移民“原乡—迁徙—定居创业”的活动进程，最常见的叙述是移民入川的行动轨迹与乡村垦殖移民的定居生活，较少探讨移民在城市中的居住空间和生活面貌。⑤在移民入川的故事线索下，学界也很少探究移民回乡的现象。⑥

       本文通过研究《巴县档案》中乾隆时期房屋交易的案卷，展现出乾隆年间重庆商贸移民群体的租房生活场景⑦，并试图说明资金短缺和亲人留守家乡这两大因素是如何合力使租房成为了重庆商贸移民群体普遍的交易选择。移民租房生活和回乡现象更提醒我们要留意移民活动的复杂性、多元性，在关注乡村垦殖移民活动过程的同时，也要注意城市商贸移民群体“原乡—迁徙—租房生活—回乡”的活动轨迹。

       一、移民迁徙与重庆商贸的活跃

       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四川人口损耗十分严重，“孑遗者百无一二”⑧，“丁户稀若晨星”⑨。清初四川总督驻节重庆之后，“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⑩，“民靡有遗”(11)。清政府为恢复四川的人口与经济，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招垦、恢复生产的措施。从清代前期开始，四川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大移民浪潮。江西、湖广日渐成为移民主力，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12)移民入川使四川人口由康熙二十四年的60余万人猛增至乾隆元年的327万人。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达到了779万人左右，移民及其繁衍的后裔在乾隆年间大约增长了116万人。至此，移民垦殖浪潮才基本结束。(13)

       清前中期这次移民浪潮源于政府主导的垦殖运动，移民促使四川人口增长，并加速了荒田垦殖，使四川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另外，人口增长也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虽然清前中期垦殖移民数量庞大，然而持续而来经营贸易的流民也很多，流民在原乡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到别处谋生糊口。(14)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体谅各省流民生活之苦，实行“以流通养贫民”的政策，不再重本抑末，放任流民来川商贸。(15)乾隆中期，由政府主导的移民入川浪潮虽然基本结束，但是移民自发前来四川城市经商谋生的浪潮才刚刚开始。(16)其中，重庆便是这类商贸移民群体的一个汇集点。

       重庆是一座因商兴起的城市。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虽然使重庆受损严重，然经过近百年的移民浪潮，四川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制糖、制茶和陶瓷业等商品经济逐渐活跃起来(17)；加之“地当嘉陵江、大江交会之处，而据其要道，三面临水”(18)的交通地理位置，使重庆成为当时长江上游商品集散的中心。到乾隆年间，重庆城内的商贸人口已经超过了其他人口所占的比重。例如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对重庆定远厢人口进行了社会构成统计，从中可以看出重庆的人口社会构成情况(见表1)。

      

       表1统计的300户人口中，从事商贸的人口有201户(其中行户与铺户有72户(19)，商贩有129户)，占总户数的67%，可见定远厢形成了以商贸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结构。随着乾隆年间“以流通养贫民”政策的实施，商贸人口纷纷涌入重庆，或寻求商铺买卖经商，或化身为流动商贩走街串巷，商贸移民成为新一轮移民运动的主力，重庆的商业基本上被他们所控制。省外之民仅航运来渝卖货与“大江拉把者”，“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20)嘉庆六年，八省客长清查在渝领有牙帖开行的行户情况，其省籍分布和具体行数如表2所示。

      

       嘉庆六年，重庆行户共有109户，史载“各行户大率俱系外省民人领帖开设者”(21)，但由表2可以看出，重庆行户人口实际上都是各省移民。虽然这是嘉庆六年重庆的行户情况，但亦大体能够反映清中期重庆商贸人口以移民为主的事实。至此，在店铺商人、流动商贩等商贸人口的涌入下，重庆城内已是“万家烟聚，坊厢廛市，傍壑凌岩，吴楚、闽越、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楫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商铺，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22)当时重庆城内居民稠密，“重屋累居”，“房屋逼处，无有空地”，“民间一檐一厦，均须重租”。(23)移民在重庆确定自己的生存、经营空间时，商人往往需要寻求营贸店铺，街衢上的流动商贩也需要寻找房屋作为落脚点，于是房屋交易便在重庆日渐活跃。

       二、移民租佃房屋的交易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