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以降，尤其是入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全面衰落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领域的重财风气日趋盛行，各种形式的财婚现象大量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婚姻的基本形态，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关宋代婚姻论财的一般情况及其社会影响，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①本文试在此基础上，侧重就其中的财婚现象作一番具体考察和分析。 因财而婚：一般形态的财婚 谈到宋代的财婚现象，人们往往将其与当时流行的重聘厚嫁之风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虽都具有重财的特点，但彼此又是有所区别的。重聘厚嫁只是强化了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聘礼和妆奁环节，属于“因婚取财”，其表现形式是：“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财婚则是以获取资财为目的，可以说是“因财而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婚姻的既有性质和功能。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取其妻，不顾门户，直取资财。”[2]这当中，较典型的是官与民、士与商、皇室宗亲与民间富室之间的婚姻交易。 首先来看官民之间的婚姻交易。有宋一代，在经商风气异常活跃的环境下，许多官员不仅积极参与商业活动，而且将婚姻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大肆向民间富室卖婚。宋仁宗时，吏部侍郎孙祖德“娶富人妻，以规有其财”[3]。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虽大谈“存天理，灭人欲”的性命之学，其家族却是“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妆奁之多”[4]。更有甚者，有的官员为了获取资财而卖婚，已到了完全不顾身份、地位而恬不知耻的地步。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年间，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5]。宋哲宗时，常州江阴县一个寡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知秀州王蘧贪其家产，不惜“屈身为赘婿”[6]。宋宁宗时，官至兴化军司法参军的赵希哲原已娶董宗安之女为妻，因利欲熏心，“妄以他事离其妻，再娶富室周氏，大获妆奁”[7]。与之相似，福建提举茶司幹官叶嗣“更娶海盐蔡家寡妇常氏，席卷其家财”[8]。官员卖婚的目的是为了钱财，而富民买婚则是为了获取权势。南宋中期，因经营海外贸易而发了大财的泉州商人王元懋，通过与宰相留正等官僚家族联姻，换取从义郎的头衔，虽系低级武阶官，却由此获得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特权。可以说，官与民之间的财婚，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变相的钱权交易。 次看士商之间的婚姻交易。宋代科举发达，许多贫寒士人经由科举而跻身权贵行列。但要想在腐败成风的官场站稳脚跟，必须依靠雄厚的资产，打通人脉，建立关系。于是，不少士人便打起卖婚的主意。另一方面，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庞大的富商群体，他们虽家赀万贯，却缺少相应的政治地位，只能通过与官僚联姻，或者向士人买婚，以改变身份。这两方面的结合，便形成了独特而畸形的“榜下择婿”风气。每至开科取士年份，富商大贾纷纷与进京赶考的士子预订婚姻，提供钱财，称“系捉钱”；而士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至科考发榜，新科进士竞相明码标价，公开卖婚。一方买，一方卖，婚姻如同市场中的商品买卖。时人朱彧感叹地说，本朝富豪人家往往不惜花费巨资选择新科进士为婿，完全不问他们的阴阳吉凶及家世门第。特别是那些“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9]。宋哲宗元祐(1086-1094年)年间，大臣丁骘在《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的奏疏中愤怒地指出：“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将非常严肃的婚姻大事，当作了买卖，可谓世风日下，民心不古。他认为，“此等天资卑陋，标置不高，筮仕之初，已为污行，推而从政，贪墨可知”，请求朝廷责成“御史台严行觉察，如有似此人，以典法从事”。[10]然而，宋廷的禁令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相反，“榜下择婿”之风越来越盛，到南宋时期，人们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高价卖婚，获“奁具五百万”[11]，不仅未受到指责，反而引来不少人的赞叹。 再来看皇室宗亲与民间富室之间的婚姻交易。宋王朝建立后，对皇室宗亲实行优待政策，按照亲疏关系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物质待遇。但随着皇室宗亲人口的不断增多，加上政府财政困难问题的日益突出，宋廷不得不一再裁减对皇室宗亲的经济补助，导致部分宗室家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以至时人有“宗姓多贫”之说。[12]如南宋初年，居住于泉州等地的“南班宗室请给至薄，贫窭者众”[13]；都城临安和陪都绍兴等地的“孤遗宗子、宗女、宗妇等，所请钱米微薄，不可赡养”[14]。不过，虽然生活困难，但宗室的贵族身份和政治特权却始终得以保留。按照宋廷的规定，凡娶宗室女者，不仅可以获得贵族身份，而且还能授予一定官衔。“宗室袒免婿，与三班奉职”[15]；“皇族郡县主出嫁，其夫并白身授殿直”[16]。对于许多富商来说，这种待遇显然很有吸引力。于是，宗室纷纷加入到卖婚行列，通过嫁女以求钱财，甚至公开标价售婚，富商则是“争市婚为官户”，双方你卖我买，“仅同贸易”[17]。北宋中期，都城开封的宗室竞相标价嫁女，其中有县主衔的宗女标价为五千贯。依靠经营帽子生意而致富的田氏家族先后买婚“家凡十县主”[18]，另一家富商“大桶张家”更是“有三十余县主”[19]。 当然，除了官员、士人和皇室宗亲为财而卖婚，在民间，财婚现象也相当常见，突破了地域性、群体性和民族性。如在福建地区，因财婚引发的聘资妆奁纠纷层出不穷，各州县“日不下数人”[20]。在四川地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贫女有至老不得嫁者”[21]。虽然宋朝的法律明文禁止父母健在的男子出赘为婿，但实际上，各地因财而出赘的现象比比皆是。史称：“川、陕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故贫人多舍亲而出赘。”[22]“鄂俗计利而尚鬼，家贫子壮则出赘，习为当然。”[23]更有甚者，部分僧道人员全然不顾清规戒律和朝廷禁令，不仅积极参与商业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而且加入到以财买婚的行列。时人庄绰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24]可以说，财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并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和准则，一旦有人质疑这些规则和准则，反而会被视为不合时宜而遭到排斥。 妻妾买卖：特定意义的财婚 除了卖婚和买婚，宋代还有不少特定意义的财婚，包括卖妻、雇妻、典妻以及妾的买卖等。这些形式的财婚完全抛开了聘嫁礼仪的外衣，成为赤裸裸的钱与人的交易活动，卖妻是丈夫将妻子作为商品出售给他人为妻，以牟取钱财。在宋代法律文书《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不少因卖妻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例。其中，《定夺争婚》一案提到，有个名叫叶四的人，由于家境贫困，将妻子阿邵卖予吕元五为妻，“自写立休书、钱领及画手模”。后因吕元五没有按约全额付款，两家遂起纠纷，闹到公堂。当地官府认为，叶四亲写休书，表明已解除与阿邵的婚姻关系；吕元五未付足买妻钱款，则属于违约。由此，作出如下判定：“叶四、吕元五皆不得妻，阿邵断讫，责付牙家别与召嫁。”[25]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卖妻和买妻均属合法行为，只要双方自愿，履行一定的程序即可。只有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官府才会插手干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卖妻在当时已是普遍化、正常化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