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艺术学”在现代中国的发生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无疑会发现滕固留日时期所做的相关研究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①其时,他在《艺术学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1922)一文中写道:“在本文之先,我们要晓得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已经独立成一种科学了”②,发出中文语境下“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之先声。滕固在这篇最初引介“艺术学”的长文中,辨析了“艺术学”的“文化”属性,此外更强调了这一学科的“科学”性质,“现在所谓艺术学……合历史的事实,哲学的考察,而为科学的研究”③。那么在滕固看来,“艺术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科学”?其时尚在日本东洋大学“文化学科”学习的青年滕固,又是在怎样的思想背景与理论资源中展开这一思考的呢? 这需要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其《艺术与科学》一文,这篇文章写作于1924年初,当时喧嚣一时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已至尾声,上海泰东图书局结集出版论战各方的文章,汇为《人生观之论战》。当时在月浦老家的滕固批阅此书,以其接受的“艺术科学”思路介入其中,对论战各家,尤其是对梁启超、范寿康与唐钺的观点加以辩证,通过对“艺术与科学”这一论题的阐发,回应了上述问题。 一、东西文化与“科学”复义 围绕着“科学方法能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所展开的“科玄论战”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大关节,因为在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由器物而制度、而文化的浪潮式叠进中,科学的位置已经由“技”而进于“道”,不仅在物质层面提供先进技术与器用,更在精神层面予行动与实践以价值、意义与合法性。正如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言中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的“科学”实际上已经获得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意义。④汪晖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调和机械论世界观与目的论世界观,进而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政治、道德信仰以致审美领域的发展在知识上联结成为一个整体。所谓科学世界观指的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它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体制变革和文化发展提供思想依据和意识形态基础”,在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天理世界观”,并未如韦伯与哈贝马斯所分析的西方文化现代性那样,马上分化为现代科学、自律的艺术以及法律与伦理的理性主义,而是为这一“科学世界观”所结构性地替代了,之后再从这一整体性的“科学世界观”中分化出文化现代性的如上三个独立范畴,而这一分化的标志性事件即是“科玄论战”以及稍早与之相联系的“东西文化论战”。⑤这一分化正起于对“科学”普遍有效性的质疑,如胡适所言:“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接受‘破产’的宣告。”⑥ 20世纪20年代初期,欧游归国的梁启超带回了刚经历过“一战”的欧洲思想界批判西方文明而青睐东方文化的新思想动态,他的《欧游心影录》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相关论说,以及稍晚出版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共同构筑了一种以“东/西”文化对立为框架的典型话语模式——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也即是“东方=玄学=艺术=本体=直观”和“西方=科学=学术=现象=逻辑”的对立,两者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合法性依据不再被定为科学一尊,科学之外的情感、道德、伦理等领域被视为自具逻辑的独立领域,而不必附丽于科学。⑦此后发生的“科玄论战”则延续了“东西文化论战”这一脉络,并且将前者的历史文化问题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学问题。其时,学有小成的滕固凭借对德语圈“文化科学”之下“艺术科学”脉络的清晰认识,也力图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建立与科学相参照的“艺术”研究的知识学理路。 在《艺术与科学》一文中,滕固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的责任是在按照论理去整理经验的事实。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美与艺术,则美学与艺术学当然成立的了。”⑧其中,“论理”(論理)一词是日语学界对英语logic的对译,滕固眼中的“科学”即是依照西式体系逻辑来对经验事实进行整理,这种较为宽泛的含义更近于德国的“Wissenschaft”观念,也即如康德所定义的“任何一门学问(Lehre),只要能构成为一系统,即一按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的知识的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Wissenschaft)”⑨,而未必同于强调可预测性、可重复性与可实证性的英美science概念,以这种“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美与艺术而形成的体系性学术门类,即为美学与艺术学。在此文中,滕固的核心观点之一即是强调自律的艺术及其价值——美,以及所关涉的情感领域,是能够被加以分析和研究的,这也是“艺术”而为“学”的知识学前提。因此,滕固首先对“科玄论战”中梁启超的观点加以辩证。 梁启超在论战中倾向于张君劢“人生观”一派,但认为“君劢尊直觉尊自由意志,我原是赞成的,可惜他应用的范围太广而且有错误”,反对将张君劢的“尊直觉尊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思路应用于人类生活全体,而主张人类生活依照理智与情感的二分来对应不同的对象。他认为: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部。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请你科学家把“美”来分析研究罢,什么线、什么光、什么韵、什么调……任凭你说得如何文理密察,可有一点而搔着痒处吗?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