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化”的思想之于当代“文化”的教育意涵

       在当代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文化”一词的使用遍布方方面面。近年来，“文化”在教育学中的价值越来越受重视。有学者提出，需要在文化自觉和语言自觉中进行“中国教育学”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1]有学者认为，可以尝试建立教育学的文化学范式，运用文化哲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分析“文化”、“教育”、“人”之间的关系。[2]

       中国古代思想语境下的“文—化”与当代汉语中使用的“文化”有着不小的差别。在中国典籍中，“文化”的正式出现目前可以追溯到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有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此“文化”可视为带有动作意涵的词组，意为“以文化之”或“文而化之”等，与“武力加诛”相对。虽然汉语中的“文化”出现很早，但其在中国典籍和语言历史中，其实并不多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清末，然后随着英语“culture”意涵的涌入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世纪初，留日的中国学者将对应于“culture”的、带有西方观念背景的名词性的“文化”用法引入中国。[3]自此之后，“文化”成为当代中国话语中最常用的重要词汇之一，而早期中国的“以文化之”或“文而化之”的动词性“文化”意涵和用法，则几乎被人们遗忘。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显著变化。

       明了汉语“文化”的词性演变及其本来面貌被外来的“culture”遮蔽之后，就很有必要探寻“文—化”的早期思想及其观念背景。追溯先秦时期“化”的思想，有助于“唤醒记忆”式地激活其本源力量并启发当代本土“文化”的教育意涵，由此深化和优化本土教育学中对“文化”的使用。

       一、先秦时期“化”的观念背景

       “化”的甲骨文为、、等，金文为、等。[4]“化”在先秦典籍中的出现逐渐增多。春秋时期“化”的使用较少，《易经》《诗经》《论语》和《仪礼》均无“化”字，《尚书》出现2次，《左传》出现2次，《老子》出现1次①。至战国时期，“化”字的使用大幅增加，《易传》出现27次，《礼记》出现22次，《管子》出现75次，《庄子》出现91次，《荀子》出现74次，《吕氏春秋》出现66次。

       《说文》曰：“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聲。”其中的篆体字为。有学者认为：“化，象人一正一倒之形。”[5]先秦典籍对“化”的使用主要可以归纳为天道化生万物以及万事万物之间的转化这两类，这也是《说文》所谓教行之“化”的形上学观念背景，而且在出现的时间上也相对早出。[6]

       (一)天道“化生”万物

       “化”的第一种用法是与大道、天地的化生万物等宇宙生成论有关，常常以“化生”“化育”“造化”等形式出现。这种用法，在先秦各家思想学派中普遍存在，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公共观念或知识。具体而言，这种“化生”万物又分为道或德层面、天地层面及五行层面等不同层级。

       第一种，道、德化生万物。《管子·心术上》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这里就明确地把“化育万物”的职能归结于“德”。《荀子·哀公》说：“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即大道是变化形成万物的终极根源。

       第二种，天地化生万物。《周易·咸卦·彖》里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中庸》里有“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意思是说，如果人的修为达到能充分发挥万物本性的状态，就是在辅助天地发挥化育万物的功能。《礼记·乐记》讲：“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意思是，天地生万物而各不相同，礼的制定就是要体现和顺应差别，天地二气又总处在流动变化的状态中，融合而化生万物，因此体现和顺应合同的乐就兴起了。此外，《周礼·春官宗伯》里有“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庄子·大宗师》中有“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列子·天瑞》里有“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

       第三种，五行化生万物。《孔子家语·五帝》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

       “化”的这种用法反映了宇宙生成论的思想，将人类社会及其他万物置于天地之间甚至更大的形而上背景考量，认为万物的本源来自于天地或天道，必然应效法天地而行。如同《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万物又都需“尊道贵德”而“归根复命”。这构成先秦“化”的思想的宏观大背景，是早期中国形而上学思想的写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