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管窥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建仁,1965年出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学博士。

原文出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产生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上二重性的表现,得出了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儒家教育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得以流传的内在原因。今天,要批判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就要分清精华与糟粕,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弃之。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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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思想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影响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比拟的。他开办私学,杏坛讲解,广招弟子,诲人不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使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一位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一位承上启下的奠基者;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举贤才等一系列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今天,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更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如何总结批判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这在当前的学术界仍有争论,本文就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问题的提出

      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历来是肯定多于否定,赞扬多于批评,但对其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各家仍有争论。冯天瑜在《孔子教育思想批判》中认为:“孔丘一生主要职业是从事教育工作,教育活动是他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政治观点是反动的,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的。从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派生出来的教育思想,必然是反动的。”[2]蔡尚思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认为:“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中,应把他的教育思想跟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文艺思想等等区别开来,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也要把他的教育经验、教育方法跟他的教育目的区别开来,因为前者多是正确的,后者多是反动的,二者千万不要混为一谈。”[3]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认为:“孔子关于教育思想、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以及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规律等属于方法论方面的思想言论,是没有明显阶级含义的,是孔子思想中至今日尚闪耀着光辉的一部分,一般说来,可以作为箴言来借鉴学习。”[4]陈景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认为:“孔子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比较开明的奴隶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新兴进步力量的倾向和要求,他的教育理论,特别是他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有不少积极的东西,值得我们批判继承。”[5]我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随意地把它割裂开来,拔高或贬低其中的某一部分,也不能从机械的推理入手而无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应当从全部的史料入手,从全部的思想出发,并联系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和以后思想的发展演变,来全面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就是说,对孔子的评价既要有静态资料的考察,也要有动态发展的分析。鉴于此,我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肯定的一面,又有消极否定的一面。只不过是在教育思想的不同侧面,积极与消极之比重占的不同罢了。

      二、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产生的社会背景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正处于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旧制度已土崩瓦解,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社会动乱时期。从政治上来看,王室衰微,天子失官,大权旁落,诸侯称霸,出现了“天下无道”、“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说,代表奴隶社会经济制度的井田制已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出现了大批的私田,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鲁国颁布的初税亩便从法律上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从文化教育看,由于战乱频繁,文化典籍从宫廷中流出,教育也从王宫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学术下移,学在四夷的局面。因此,无论从政治、经济上,还是从文化教育上来看,春秋时代都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迭起的时代,这种矛盾的社会,也必定会在孔子的思想中留下投影。

      孔子出生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使他能更多地接近社会的下层,了解下层百姓的喜怒哀乐,他说他自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他当过吹鼓手,替人办过丧事,后来又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和记帐的“委吏”,因此,他要求改良无道的社会,减轻人民的负担,体现出他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他出身于奴隶主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奴隶主统治思想的熏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丘年少好礼”。[6]所以,他长大以后仍念念不忘西周,十分推崇周礼,要求恢复周礼,在旅途中尚能“与弟子习礼大树下”[7],反映出了孔子思想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从孔子的出身来看,孔子具有双重的社会身份,向上,东奔西走,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以求重用来实施其政治主张;向下,同情民众,了解民众,要求施恩惠于民众。这种双重的社会身份是他教育思想二重性的原因之一。

      孔子生长在鲁国,春秋末期的鲁国,奴隶制度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崩溃。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确认了私田的合法地位,加速了奴隶社会的瓦解,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鲁国无疑是走在了前头。另一方面,孔子生长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初期长期摄政,使鲁国成为唯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宗的诸侯国,因此,周代的礼乐在鲁国保存最为完善,直到春秋中叶吴季札使鲁“请观于周乘”[8],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和晏子也曾“入鲁问礼”[9],晋韩宣子使鲁,“观书于大史氏”,称赞“周礼尽在鲁矣”[10]。这些事实说明鲁国保存了大量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孔子一生向往周礼尊崇周礼,这和鲁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鲁国又是一个保守落后崇尚礼制的国家,这种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与思想文化发展的落后性,不能不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得以反映。“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的政治、哲学和宗教”[11]。思想上的二重性只能到社会生活现实条件中去寻找原因,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二重性也是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现实条件的矛盾性在观念上的反映,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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