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在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讲虞龢《论书表》，考证今人所谓十卷为一帙的说法与早期书籍制度不合，因联想起我对书籍艺术史的兴趣。尔时出入大学图书馆，常常经过其镇库之宝Codex Manesse的复制品与讲解的陈列展柜，不禁引出更多的问题。2005年，又重访大学，讲关于书籍艺术史的课，想法自然也多了起来。我一直有写书籍艺术史的愿望，但日月惊迈，弹指间垂垂老矣，悬置的各种计划太多，当年的那些讲稿一成不变还是杂记，现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写出此书。这次欣逢《书籍之为艺术》出版，正好借机摘取其中一些观点，对古代书籍提些猜想和假设，权当我的“书籍艺术史论纲”，以期得到读者的批评和修正。关于版画的图像学，本文不作涉及，我的2005年讲稿中有一篇关于雷峰塔扉画象征意义的讨论，陈研探讨过科隆收藏的套印本《西厢记》的“幻”像，刘晶晶和梅娜芳都论述过墨谱的知识世界，只是还未完全发表。至于当代书籍艺术史的新观念，请参见《风景与书》(2019年)。 一 印刷书作为艺术书的出现 中国书法大约在汉魏成为高雅的艺术，印刷书是文字或者说是书法的复制，因此伴随着印刷术，想必把书籍看作艺术品的观念也一起出现，只是书籍的复制形态极易让人忽视这一点。西方的书法没有像中国这样受到至高的推崇，尽管如此，早在中世纪，西方书籍已然成为艺术，文艺复兴的收藏家显然已把书籍当作艺术品或古物藏弆。那时不但大艺术家参与书籍的手写本制作，而且也参与了印刷本的制作。到了19世纪后半叶，书籍艺术还登堂入室，成为美术史学科的讨论对象。1895年，维也纳学派的杰出美术史家弗朗茨·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1853-1909]，研究了一部大约为6世纪的手写本《维也纳创世纪》[Vienna Genesis]，通过它的插图对罗马艺术进行了再评价，他还锻造了一个新术语“错觉主义”[illusionism]去描绘手写本的彩绘风格。维也纳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E.H.贡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也多次讨论手写本，令人惊叹的是，他竟从手写本的字体，讨论了文艺复兴的一个源头，撰写出著名的论文“从文字的复兴到艺术的革新”[From the Revival of Letters to the Reform of the Arts](1976)。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4-1996]《文字与图像》[Words and Pictures](1973)则运用了当时还是新颖的符号学，论述了中世纪手写本的文字和图像的关系。 受此启发，我注意到西方活字印刷的早期印刷品，大名鼎鼎的《四十二行圣经》[42-Line Bible](1452-1455)，也是尽量吸收彩绘手写本的方式，例如版面四周用木版刻印的花草图案、首字母装饰、手工敷色等等。时间相隔不远，在威尼斯印刷的《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1499)，不仅以其木版插图为丢勒[Dürer]、提香[Titian]、贝尔尼尼[Bernini]等大师借鉴，也以其奇异的文字和奇特的排版，影响了后来的书籍。也是在摇篮本时期，1493年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用652块木刻板，印了1809幅插图，画家是丢勒的老师沃尔格穆特[Michael Wohlgemut，1434-1519]及其继子威尔海姆·普莱登沃夫[Wilhelm Pleydenwurff，1460-1494]，在图像的使用上体现了超越手写本的势头，出版者和印刷者是丢勒的教父安东·科贝格[Anton Koberger，c.1440-1513]，与丢勒住在同一条街上，关系如此密切，人们猜测，丢勒也一定参赞其事，但文献无征。1457年8月14日，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1400-1466]与彼得·舍弗尔[Peter Sch
ffer，1425-1503]出品美因茨《圣咏集》[Psalterium]，圣歌用黑色，重要诗句用红色，装饰字母用红蓝两色，纸尾用七行红字题跋[colophony]和双旗符号标示版权，并写道：每节诗篇都因首字母的精美设计而熠熠生辉。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曾在1678年8月运送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阿伦德尔写本》[Codex Arundel]，他谈到早期的印刷书，说它们价值一点不低，堪与中世纪手写本媲美。这种评价告诉我们，早期印刷书在艺术上的追求确然与手写本的旨趣相同。 我强调早期的印刷书和手写本一脉相承，不仅说它们的书页安排与手写本极其相似，甚至有时相似得使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几乎看不出其间的区别，而且更想说明：当时的印刷不论是技术、审美还是商业目的都是要复制手写本。他们是把印刷当作手写本的一种新的形式，因此他们几乎意识不到那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这种情况启发我们提出假设：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也是换一种方式代替手写，以供应日益增长的读者的需求，根本想不到那是改变知识世界的一项惊天动地的发明。因为，它是静悄悄发生的，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任何宣传，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也没有人声称自己是这种创新的发明者。1966年发现于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舍利瓶中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文中有四个武周新字且先后出现九次，因此定为唐长安四年至天宝十一年(704-751)年间的印本，并有字体秀美之评。百年之后，唐咸通九年(868)印刷的《金刚经》，前装一幅《祇树给孤独园》的扉画，标明了印刷书出现不久时所带的性质：尽管它是新形式的书籍，可所重视的仍然是书的装饰与审美，仍然是书的神圣性，尽管那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信徒王玢为父母敬造普施。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皇家印制品，其精美程度或当赞以天上之姿、山中之影为评。可惜都泯然草木，丘原零落了。在书籍的神圣上，中西的态度是相通的，那时的读者，肯定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仅仅把书当成读物，他们身为信徒一定怀有神圣的心意：那是一种庄严、一种敬畏、一种激动、一种神秘。你若告诉他们，书籍不论如何，只要能读就好，他肯定不把你看成一个真正的读者，因为粗陋文字印成的粗陋书页是对阅读的妨碍，它妨碍了人们对知识的敬畏，对经典的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