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古典主义：现代性和世界主义

      1948年，85岁高龄的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柏林德意志科学院做题为“兰克和布克哈特”的报告①，他指出，布克哈特对今后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性会超过兰克，因为布克哈特的史学思想更接近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同年，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谈到布克哈特与兰克的历史哲学的差别，“恰恰是兰克的科学和事实的历史现在已走向干枯，布克哈特的非科学的文化史却仍旧影响我们。对于我们而言，兰克，还有他的卷帙浩繁的完备著述，埋葬了他这种类型的历史。布克哈特却因其散乱的章节和后来的讲座让我们重生”②。

      兰克(图1)以史料的客观审慎考订而闻名，认为历史写作要抑制浪漫冲动，“据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③。但他并非只是严谨、公正的陈述者，也会在看似偶然、乏味的事实中，贯穿与现实政治不无关联的先入之见，这主要指他对罗马帝国以来德意志神秘精神传统的信念的坚持，并以此作为普鲁士构建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依据。正如梅尼克所言，在兰克那里，知识虽以经验和实证为始，需经受严谨批判，但最终还是走向知识与直觉的内在融合，形成“直觉认知”(intuitive recognition)。他以此定义“民族国家”，视民族国家为“生命个体”(living indivduals)，即国家与个体一样，有自在的活动法则④。梅尼克因此把兰克及其代表的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纳入近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建设者行列。

      

      图1 H.G.赫尔曼 利奥波德·冯·兰克像 J.施莱德画作摹本 1883 油画 雪城大学藏

      布克哈特受过兰克教诲，并深得其赞赏⑤，但与兰克和同时代多数历史学家不同，布克哈特仍停留在浪漫的古典理想中，停留在“文化民族”(Kulturnation)⑥欧洲和世界主义想象中。他不喜欢狭隘的民族偏见，对所有政治权力都持批判态度，深刻怀疑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和统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认为其不合绅士品位”⑦。“权力本身就是邪恶，谁来操控都一样，它不稳定，始终是一种渴求，因其不能真正满足，必隐含不快，也定会让别人不快。”⑧“无一例外，历史伟人起初就是把确立和强化权力当作最重要任务，而权力根本不可能使人变善。”⑨因此，他要以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统一性作为历史研究基点，或者说以文化代替兰克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历史”(政治史)⑩。他宁愿投身政治权力松弛、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文化时代，诸如古希腊、中世纪早期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等时期，展现这些天才辈出的时代的精神风貌。

      从兰克的政治史到布克哈特的文化史，两位现代历史学巨擘截然有别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路径，及其隐含的对统一欧洲的文化价值理想和现代性的态度，成为19和20世纪之交德语国家历史学思想进程的重要现象，也构成现代艺术史学科建构的关键观念语境。本文拟从个体性在政治史、文化史和艺术史中的不同面向出发，通过布克哈特和沃尔夫林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形式中个体与整体关系的论述，他们与兰克欧洲统一体和世界史构想的差异性与同步性，柏林陈列展出的帕加马祭坛浮雕引发的“巴洛克热”对古希腊审美理想的重新定义等三个方面，说明兰克统一欧洲的愿景，与布克哈特和沃尔夫林的古典与巴洛克的一体性观念间的区隔、关联和呼应，以及巴洛克古典主义蕴含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世界性的文化身份。

      一、“个体性”：政治史与文化史、艺术史

      布克哈特(图2)的文化史观念与温克尔曼的历史观一脉相承，温克尔曼坚信“政治自由在艺术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身体之优美恰是政治自由要素”(11)。就现实关怀而言，对以古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由观念为基础的日渐衰落的西方文明，布克哈特的文化史和艺术史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悲悼之情。他坚信，文化是人性之永恒基质，只有在强制性力量衰落时才得以繁荣(12)。文艺复兴的基础是个体主义，他重新勾画古老欧洲文化中的个人自由创造的图景，以期拯救现代文明野蛮化的危机。

      

      图2 雅各布·布克哈特像 1895

      布克哈特接受兰克的一些重要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如“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概念(13)，批判的史料鉴别方法，文化或历史价值相对主义(每种文化都需从自身立场评价，不能视之为普遍历史进程的阶段)等，都给他以深远影响。历史并非依据黑格尔哲学的绝对和超验的道德理想、世界精神或普遍自然科学法则的逻辑展开(14)，而是基于“个体性格”(individual personalities，指个体人或民族国家)、“自足”和“自由”的创造活动，及其进入政治、宗教或艺术等人类普遍历史进程的方式。他的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个体人格——“在行动、在受苦受难、在努力奋斗中显示出来的人格”(15)。个体性是“精神领域的个人生命之途”，“大任之人即以个人之趣而致公义，其个人存在扩展为世界历史节点”(16)。换句话说，个体性在行动中上升为历史普遍性，而反过来从历史普遍性出发，则无法理解个体性。决定历史进步的不是普遍趋势，而是让这种趋势得以实现的伟大个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