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教科书研制的适用性困境与进路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娟,教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037),西华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研究(南充 637009);石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科书研究(北京 100037)。

原文出处:
课程·教材·教法

内容提要:

数字教科书研制因技术嵌入而显得更加复杂,知识适切性、技术适合性与主体适应性是数字教科书研制的适用性维度。在现实层面,研制面临诸多的适用性困境,知识的逻辑结构制约着实践教学的广度与深度,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程度干预着研制质量,使用主体对于技术的熟稔程度影响着使用效果。完善知识的呈现方式以彰显数字教科书的知识本色,拓展技术的契合度以凸显教科书的数字表征,增强主体对技术的适应性以凸显数字教科书使用者的主体性,是基于适用性维度的数字教科书研制的进路思考。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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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1)08-0051-05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教科书形态变化,数字教科书经研制、审定、发行等环节逐渐被主体用于教育教学实践。基于适用性视角分析数字教科书的研制要素、适用性困境与发展路向,有助于促进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一、数字教科书研制的适用性维度

       从课堂适用性的视角审视数字教科书研制,知识的适切性、主体的适应性、技术的适合性等均是需要考量的维度。

       (一)知识适切性:数字教科书研制的立足点

       首先,数字教科书知识选择依然依据课程标准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数字教科书在形态上以数字化表现,但其本质属性依然是教科书,所选内容必须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发展规律等原则,因此“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和“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就成了精选文化(知识)内容的重要尺度。[1]只有掌握这一尺度,数字教科书研制过程中的知识选择方可做到有据可依、有理可循。其次,数字教科书知识体系结构应做到逻辑明晰。在学科知识内部,数字教科书应该和纸质教科书一样,具有内在的知识逻辑体系与结构,考虑学段间知识的关联与衔接、重视知识的整体性架构,以帮助学生形成关于知识的完整的认知结构,使数字教科书知识更加适用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这是从纵向上梳理知识,表征知识的螺旋式上升,体现学科知识内的逻辑性。最后,数字教科书学科知识边界应加以框定。在学科知识之间,数字教科书研制应关注学科知识融合,明确学科知识边界与范围,体现知识的互融性,确定知识的边界性,凸显知识的学科特色。这是从横向上统整知识,体现学科知识间的互联性。

       (二)技术适合性:数字教科书研制的突破口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是信息化、数字化的直观体现,然而数字教科书不是“数字”与“教科书”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技术基础上实现意义的超越。[2]技术适合性为数字教科书提供可供依赖的技术平台与支撑,技术赋予数字教科书以特定内涵与价值,但技术也需被框定在教科书的范畴之内,考虑一系列现实层面的问题,否则可能会使数字教科书流于“数字”的形式,而缺乏“教科书”的实质。

       一方面,数字教科书研制需关注传统的理论与先进的技术之间的匹配度。数字教科书附载先进的技术,但不是先进技术的附庸。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并未带来数字教科书与之相对应的发展速度,很大的原因在于数字教科书的本质依然是教科书,也需考虑知识选编时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更多的是来自传统的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与纸质教科书高度契合,与数字教科书的契合度因技术的介入而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寻找传统理论与先进技术之间的匹配度与契合点是数字教科书研制的突破口,也是提升数字教科书技术适用性的可行之举。另一方面,技术嵌入对于教科书知识的教学适用性影响也是数字教科书研制需考量的内容。数字技术赋予数字教科书更多的内涵和意义,技术的嵌入使其创新并超越了传统的教科书形态。那么,数字教科书的技术嵌入如何适用于知识教学,由数字技术而衍生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数据伦理和智能算法等公平性问题[3]如何在教学实践中理性处理,这些都是数字教科书研制需要考量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效率。

       (三)主体适应性:数字教科书研制的落脚点

       教师与学生是指向教学使用的数字教科书研制不该被遗忘与忽略的关键要素,他们以数字教科书知识为中介关联起来,实现静态知识到动态知识的转化,师生主体对数字教科书的适应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

       一方面,数字教科书研制需考虑主体对于数字技术的接受度与适应性。数字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这里的个人化不仅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包含了人与各种环境间恰如其分的配合。[4]数字教科书依托数字学习平台,教师与学生对数字化学习平台环境的适应程度、对数字技术的适应与接受程度、熟悉与精进程度会影响教科书的使用效果。教师与学生是否愿意接受技术化身的教科书,能否顺畅地操作数字化学习平台,是否具备使用数字教科书所要求的信息素养,怎样的技术设计更适合师生主体参与到教育教学实践。这一系列问题是教科书研制从师生主体视角出发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视,也是提升数字教科书技术适合性的主体性要素,且是更为关键的能动要素。另一方面,数字教科书需关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科书,数字教科书需考虑是否为教师的教留有足够的余地,是否充足地考虑到教师创新知识的能力,能否发挥教师教学的主观能动性。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能更大程度上促进教师将数字教科书作为教学资源,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充分体现数字教科书教先于乐且重于乐、愉悦原则从属于教诲原则的特性。[5]同时,也需考虑如何使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的数字教科书知识,在整体编排上有助于学生的理解与掌握,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以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探究精神;在内容呈现上具有循序渐进、相互衔接的心理学特质,使数字教科书成为学生的“学材”,以培养学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二、数字教科书研制的适用性困境

       (一)知识的逻辑结构制约着实践教学的广度与深度

       集声音、图片、视频、动画等于一体的数字教科书,一方面承载着知识,体现教科书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负载着技术,实现对纸质教科书的形态变革。数字教科书知识的排列和呈现与纸质教科书有本质差异,其框架体系为了迎合技术而被技术化地改写与设计,将制约和影响实践教学的广度与深度。

       首先,课堂教学的广度不是对知识无限制的拓展。数字教科书改变了知识存储的传统形态,集声、光、色于一体的数字化形态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兴趣,且每一知识模块以链接或套嵌性文本等形式实现知识的拓展,有利于学生的记忆与理解,实现教科书的意义革新与价值重构。然而,当学生在数字化学习平台上进行人—机交互学习时,知识链接在学生的一步步操作下被无限制地点击。这时,便需要思考知识拓展到哪里、以何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知识拓展中如何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来避免教学陷入无序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在教科书研制时未进行友好操作界面设计,便有可能偏离教学的初衷与目标,使教与学陷入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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