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教育是一种形塑功能较强的教育力量。在中国历史上，人格教育几乎与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一样久远，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人格教育的深切关注，使得“君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人格模型。中国传统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和传播载体，对读书其间的生徒们的理想人格的塑造自然甚为关切，并将人格教育的开展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环节。深入挖掘传统书院人格教育的意蕴，继承和创新书院人格教育所表达的德育理念和德育方式，不仅可以廓清古代人格教育的历史脉络，同时亦可为新时代学校德育提供传统文化坐标和致思路向。 一、人格教育的内涵及其在传统书院的展开 “人”“格”两字有较强的独立性，可单独成词，其在中国典籍中同时出现，最早见于《尚书·旅獒》：“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此中“人”与“格”分开释义，“人”取“人民”义，“格”取“来、至”义，与现代“人格”大相径庭。实际上，“人格”作为词语，本不存在于中国古代汉语中，其源于拉丁文"persona"，本义是“面具”。随着近代"personality"一词从西方传入日本，又由日本传入中国，中文语境中才开始有“人格”词语的具象展现。虽然作为词语的“人格”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关于“人格”观念的意象表达，诸如人的“品”“质”“格”的思想和论说却丰富而久远。如《礼记·缁衣》中有“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1]，是关于君子品格的言说；《史记》中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以致饿死的故事，是独立人格意识的展现。中国古代大儒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皆有“接近人格概念”的阐释。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人格”主要以“人的品格”，即道德人格的语境和意蕴出现。 中国古代虽无“人格”一词，但人格教育的源起甚早。孔子按照“圣人”和“君子”两个层次，以培养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核心，设计了一套儒家理想人格标准，并号召人们通过“立志”“自省”“力行”和“克己”等方法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孔子对理想人格范式的思考和实践，奠定了儒家注重人格教育的传统。一直以来，儒家经典中对人格教育有十分丰富的记载和深刻的关切。《礼记·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提出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特征的教育“三纲领”，指出实现“三纲领”的“八条目”，强调儒家语境下主体“修己”“治人”认知功夫论与至德至善人格教育的契合。此外，诸如理想人格的具体内容、涵养方法、实现路径等，在《论语》《孟子》《荀子》等经典中都有记载。汉代以来，随着儒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确立，人格教育也融入官、私学的日常教学中，成为古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宋代以降，理学兴起和发展，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学说，理学家们关于人格教育的探索亦不绝如缕。值得注意的是，人格教育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不仅限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设计和模塑，而是逐步平民化、社会化、实践化，关注到道德主体性确立、道德理性培养等问题，并重视对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品质、情感意志、言谈举止的普遍性规范。比如朱熹就非常关注“洒扫、应对、进退”之类的日用伦常实践以及“孝、悌、忠、信”品质的培养；王阳明更是指出“孝”“悌”是“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3]无论是关注道德理性收敛模塑的程朱学说，还是看重主体本心良知自觉的陆王学说，皆认可人格教育具有涵养品性、培植人格乃至涤荡社会风气的作用。 传统书院是一个具有藏书、教学、祭祀、学术研究等多种功能的文化机构。“院”者，“周垣也”，所谓“有垣墙者曰院”。“书”“院”二字连用，本意为“有围墙的，用来藏书的屋子”。[4]但后世所用“书院”，早已不限于藏书之功能，而是关注到书院的教育功能和意义，并将教育视为书院最本质的属性。可以说，书院之名起自藏书，兴于教育。 传统书院的教育功能和作为教育机构的属性决定其重视生徒的人格教育。一方面，任何教育活动都必须以“人”为基础展开。教师、生徒是一所书院最基本的“人”的要素，师生关系是彰显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属性的一对基本关系。在传统书院中，师生由于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教师的情知意常为生徒的表率，教师的精神生活与生徒的精神生活融为一片”，可以说，“书院师生关系也可为中国人格教育的缩影”。[5]另一方面，就书院发展的外部环境来说，汉代以来，官学教育受儒家学说影响，一直保持对理想人格的孜孜以求。书院始终以辅佐官学的身份出现，分担教育教学、培养人才的任务。至明清，大多数书院成为官学教育的辅助机构。可以说，书院重视人格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契合官学教育目标、获得官方支持，从而具备合理身份并得以存续千年。 二、中国传统书院人格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书院重视对生徒的人格教育，人格教育的实践也十分丰富。书院的人格教育主要遵循两条路径展开：一是通过祭祀活动、日记教学，指向对生徒的道德品质教育、意志品质培育；二是通过学规中的行为条约，对生徒日常言行做详细的规定，通过制度设计和文化建设，形塑生徒的理想人格。 (一)不言之教与濡化之教：培育道德品质和意志品质 道德品质是人格的核心要素，道德品质培育是书院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儒家学派着力刻画的君子人格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传统书院的祭祀活动有培育生徒道德品质之功效，被认为是“不言之教”。一方面，各书院的供祀对象必须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德行垂范、学养出众且和本院关系密切的先贤先师。传统书院供祀对象呈现出不同于官学的显著特征，既包括儒学大家、理学人物，又有名宦乡贤、宗教符号；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时代特点。在有些书院中，生徒甚至可以对供祀对象的选取发表意见，从而更易生成认同感，激发践履动力。如光绪年间，诂经精舍生徒章梫、王舟瑶考定从祀许、郑二师的32人，撰写《拟许郑二君祠从祀诸儒考略》上呈山长俞樾，“请议补其祀”。[6]另一方面，书院的祭祀仪式神圣肃穆，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和仪式感，务必让每位生徒身临其境、见贤思齐。书院所祭之人虽已远去作古，但通过精心选择的供祀对象、神圣肃穆仪式规程，“院中诸生还可感知先贤先儒的人格魅力，感生成圣成贤之志。这样，祭祀就具有了人格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功能”。[7]可以说，书院祭祀将具有君子人格的先哲们抽象的道德品质具象化为生徒可以用视觉、听觉甚至味觉、触觉感知的祭品、祭器、祭礼、祭词等，启发生徒接受先师的感召，切近圣贤的德行，形成深刻的道德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