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6)04-0102-10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教育史(1912-1949年)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至20世纪末，有关民国教育史的通史性研究成果大致有三种，分别是熊明安著《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申晓云主编《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其中，作为国内第一本以《中华民国教育史》冠名的学术著作，熊著对有关民国时期的教育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构建了一个以历史阶段演进为纵轴、以各级各类教育为横轴的纵横交错的研究框架，并对民国时期教育的诸多举措和事件，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民国时期的教育仍是进步的教育”[1]。申著涉及民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有关理论问题，尤其是对民国教育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李著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体例框架上有所创新，全书分为“学制编”“思想编”“管理编”“办学编”四部分，对于民国教育史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在史料收集和分析上亦有所深入。特别强调了对民国时期教育“进行历史描述和价值评判的出发点与标尺”的问题，作者在“绪言”中指出：“在1912-1949年的38个春秋里，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阵痛，民国教育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蜕变。一方面，对传统教育的摒弃与继承、否定与弘扬，对西方教育的接纳与排斥、移植与抗阻，对民国教育的构思与运作、试验与调整，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另一方面，在苏区、边区、解放区，广大民众又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思考和具体实践。”[2] 1994年和200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和山东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王炳照、阎国华主编)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鈞、王炳照总主编)，前者的第六、七卷和后者的第七卷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的教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的时限是1912-1927年，第七卷的时限是1927-1949年；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的时限则是1912-1949年。由于体例的限制，《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六、七两卷，主要探讨了民国时期教育改革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等二十多种教育思潮产生、形成、发展的原因和对实际教育的影响。作者指出：“与清末的各种教育思潮相比，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潮从总体上显现出一种比较注意从多方面探讨教育发展规律的特点，就是说，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教育色彩。……上述特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则在分析了1912-1927年期间教育制度转变的深层次原因之后，重点考察了三民主义教育制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的产生形成过程、具体内容及其各自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作者认为：“民国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间，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从日本模式到美国模式的转变，以及从以模仿外国模式为主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转变。特别是第二次转变，由于教育变革的旗帜从分散的知识分子转到了有组织的政党手中，分化出了两种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教育制度体系：国民党所领导的三民主义教育制度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这使得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取得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定中国特点的近代化教育模式得以确立。”[4]上述论断虽然分别是针对民国时期教育思潮和教育制度的变革而言，其实也反映了作者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看法。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中华民国教育史的学术成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组织出版的《中国教育通史》中的《中华民国卷》(上、中、下)和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中华民国专题史》中的第十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中国教育通史》中的《中华民国卷》是由前面提及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两书有关内容增补、调整、修订而来的，其指导思想和分析框架基本保持原状，上、中两册以教育思想为主，下册则以教育制度为主，在中国教育通史的大框架下，这三册冠之以《中华民国卷》。由张宪文、张玉法两位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是两岸四地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全书设计了18个专题，教育是其中之一。参与《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一书写作的几位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这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合作完成的关于中华民国教育的研究成果。全书由8章组成，依历史发展线索分专题展开，各个专题又分别结合了典型个案分析。作者在“绪言”中指出：“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作为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教育也如同这个民族的命运一样，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理念、制度模式和知识体系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民国时期的教育，正是这次转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上，民国时期的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5] 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民国教育史著述，可以看出有如下几方面的共同特点。第一，除最早出版的熊著《中华民国教育史》外，其余各书都明确采用的是“近代化”或“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和视角，都主张把民国时期的教育放在“与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式近代教育转化演变的历史过程”[6]中考察，都认为“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4]。第二，上述不同时期出版的这些著作，都架构了一个大致包括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人物(思想)、各级各类教育实施与管理等内容的分析框架，尽管在详略上间有区别，但大的架构基本一致。第三，都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从总体上给予肯定，对民国教育的不同层面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当然，由于各书出版时间前后跨越四分之一世纪，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各书在评价尺度的把握上表现出较大差异，应该说，这也是正常的。第四，作为通史性著作，上述各书无论是按历史时期的演进为序展开，或者是以专题的形式展开，受篇幅和体例的限制，尽管已经做了很大努力，38年间民国教育史上的不少问题，有的仍然是点到而止，未能展开深入探讨，有的甚至基本未能涉及。这种状况，既为民国教育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留下较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