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教育政策:批判理论与政策社会学研究

作者简介:
余晖,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基础教育治理与创新中心成员,教育学博士;谢少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广东广州 510631);刘福才(通讯作者),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山东济南250022)。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教育政策社会学是当代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流派。该学派承袭批判理论传统与后结构主义方法论,超越了传统公共政策学的“经验—技术”研究视域,重构了教育政策理论的核心问题:政策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通过民族志、诠释学、话语分析、轨迹分析和网络分析等质化与阐释方法,构建起具有学派特色的概念与理论“工具箱”。以一批特色刊物为理论阵地,促进学派理论传承与创新。在学派的核心系统与外围系统间存在着持续的人才环流,维系着学术共同体。教育政策社会学派创生的经验为中国特色教育学派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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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21)08-0056-16

       教育政策社会学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流派,其形成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自90年代以来形成国际浪潮。[1]1984年,约翰·朴南迪(John Prunty)的《教育政策分析的批判性重构》(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出版,发出了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的先声。1987年,珍妮·奥泽加(Jenny Ozga)正式吹响“政策社会学”的理论号角。[2]1990-1992年,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的《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Poli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Education:Explorations in Policy Sociology)和理查德·博维(Richard Bowe)等人的《改革教育变革学校:政策社会学案例研究》(Reforming Education and Changing Schools:Case Studies in Policy Sociology)相继出版,勾勒出了教育政策社会学的理论体系。1993年,“教育政策社会学的新方向”国际学术会议举办,与会者围绕教育政策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并于次年在《英国教育学研究》(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组织发表专刊“处在十字路口的教育政策研究”。此后相继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如1997年山德拉·泰勒(Sandra Taylor)等人的《教育政策与变迁政治学》(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进入21世纪,教育政策社会学的学科边界逐步明朗,研究范式趋于稳定,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学术共同体大体形成,该时期的成果集中体现于2007年鲍勃·林加德(Bob Lingard)与珍妮·奥泽加主编的《教育政策与政治学手册》(The RoutledgeFalmer Reader in Educ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笔者将通过构建学派创生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核心问题、理论体系、理论阵地和学术共同体等学派创生要素出发,对政策社会学流派的学术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并分析其对中国特色教育学派建设的启示。

       一、学派创生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资料

       综合学界共识,学术流派是围绕若干代表性学者,基于学术传承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具有自成一家的理论核心问题、研究进路与理论体系,依托若干研究机构、学术组织与出版物为学术阵地,产出丰硕的学术成果。[3-5]学术流派通常具备以下核心要素:第一,独特的理论核心问题是学派的内核;第二,理论体系是学派形成的标志,突出表现在方法论革新与概念体系重构;第三,学派的主要理论阵地是特色学术刊物,是理论传承与创新的纽带;第四,学派的学术共同体包含核心系统与外围系统,在两个系统间存在着持续的人才环流。

       基于学派创生的四要素分析框架,结合关于教育政策社会学的实证资料,可归纳出该流派的四大核心要素:以解构教育政策作为理论核心问题,通过质化与阐释方法建构独特的理论体系,以《教育政策学刊》(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等特色刊物为理论阵地,通过学派核心与外围系统间的人才环流维系学术共同体凝聚力。图1展示了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四大核心要素。

       在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进行资料收集。首先,借助参与国际会议和学术讲座的契机,向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十余位知名教育学者咨询以下问题:教育政策社会学派有哪些代表性学者、著作、期刊、机构和学会?并整理出被提及五次以上的代表性条目。同时,在余下的学者名单中进行交叉比对,若同时满足“代表性学者、著作作者/主编、机构负责人(历任)、学会负责人(历任)和期刊主编(历任)”中的三条,则同样认定为代表性学者,余下则认定为学派骨干成员,代表性学者的高频合作者(共同出版论著10篇/部以上)亦认定为骨干成员。在确定学派代表性学者、著作、期刊、机构和学会后(详见表1),系统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并利用研究者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便利条件,对5位相关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参与相关学术活动,以“局内人”①视角进行参与式观察。

      

       图1 教育政策社会学派四要素

       二、解构教育政策:批判理论视域下的理论核心问题

       理论的产生源自问题,“问题的显现主要在于原有理论和客观现实的不吻合状态”。[6]在科学研究中,当原有的研究范式无法应对一系列反常现象时,会带来科学理论的危机,推动着新范式的产生,而范式转换背后蕴含着“世界观的转变”。[7]伴随“世界观的改变”而来的是理论核心问题的重构,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反思、学习,对自己头脑中已经形成的观念、认识系列产生疑惑,发现问题,并着力于为何会形成这些认识,其依据是什么,因怎样的思维方式而形成,这些思维方式本身是否合理”。[8]理论核心问题的建构具有时间敏感性、空间敏感性和文化敏感性,不同的时空坐标创设了差异化的问题情境,而文化视角的差异影响着研究者的思维重心。“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且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9]简言之,理论核心问题是一个学派的内核,决定着研究的议程,派生出具体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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