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21)05-0128-11 2020年既承续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进而续启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来说，2020年无疑是关键的、承上启下的一年。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以下简称政治史)研究继续稳步推进，既延续传统研究领域，又紧密结合时事热点话题，诸多研究成果主要以著作与论文形式呈现。本文将对相关研究成果择要进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展望。 一、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2020年，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制度的形成、构成、实践以及优势等方面进行。 首先，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和定型的过程。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基层群众自治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了雏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完善，对尚未建立的制度进行了补充，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已基本齐备，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方面的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①该文对政治制度发展梳理的分期界定，与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变迁逻辑是一致的，充分彰显了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巨大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战争与制度关系密切，人民战争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民战争既需要依靠群众路线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又需要统一战线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大联合，这一过程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塑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同时，人民战争还强化了民主、理论要本土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等制度理念。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形成的意志品质，如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等精神，成为推动新中国制度成长的精神力量。②考察政治制度史研究，少有学者关注战争对制度的影响，该文则详细分析了人民战争对我国政治制度形态、理念与精神的影响，拓展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范围。这一研究也为今后的研究带来启发：研究政治制度史，必须重视人民战争史的研究，并将二者相结合。 其次，我国的政治制度主要由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组成。学界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既有从历史角度进行的梳理，又有对个别案例的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学者认为，对这一制度的探索最早可追溯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历经苏维埃政权、参议会以及向人民代表大会制过渡三个阶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③还有学者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制度发展与优势进行了分析。④但从整体上看，学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研究不多。对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有学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党派经历的六个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转变阶段、发展停滞阶段、恢复发展阶段、参政党定位阶段、新世纪发展阶段、新时代发展阶段，并从中得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等五点启示。⑤已有研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分析着墨较多，对民主党派史的研究尚显薄弱。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个案分析，相关研究多依托爬梳史料或者田野调查来进行。⑥ 再次，我国政治制度的实践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实践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的权力配置、价值取向、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均是同心圆式的，并通过相应机理实现自身功能，即党的领导体现同心圆的统领辐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彰显同心圆的制度驱动，不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同心圆的动态调适，广泛多层有序的政治参与支撑同心圆的包容稳定。⑦“同心圆制度安排”的提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政治逻辑的深刻把握与系统归纳，该文在梳理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为理解我国制度实践提供了一种认知框架。 最后，我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即“制度优势群”“主要制度群”和“方向任务群”，是具有开创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其中，“制度优势群”就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各自独立发挥作用，而且彼此关联支撑，形成合力和整体优势，是整体性国家制度优势。⑧具体到政治制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领导与执政相统一、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选举与协商相补充、效率与公平相统筹、活力与秩序相协调的基本特征。其显著优势表现在：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定、政党合作共事、社会发展进步、人民幸福美满。⑨对于政治制度优势的研究，既有对整体制度优势的把握，又有对政治制度的聚焦。相关研究虽以宏观总结为主，但这一总结将历史梳理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摆史实，讲道理”，使论证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的制度优势得到彰显。⑩ 总的来说，2020年学界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宏观勾勒与整体梳理比较多，细节考证与个案分析相对较少。而且，在具体的研究中，政治史与政治学呈现明显的学科交叉趋势。这是因为，政治史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学科属性，其中，政治学提供的是结构框架，而历史学则提供材料与方法，特别是在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上，二者具有高度的主题契合性。无论是战争对制度影响的研究，还是“同心圆制度安排”的归纳，抑或对政治制度优势的总结，无不体现这一趋势。总之，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理论研究能够为历史研究插上想象的翅膀，拓展历史研究的空间；而历史研究既能够为理论研究提供“质料”，又能够为理论研究提供检验的条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史并不能与政治学画等号，政治史也要与其他领域内的政治内容有所区别，学科边界问题或者说学科主体性的问题值得思考。概言之，政治史研究还是应该坚持历史学科的“底色”，结合政治学科的“特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整体框架下，分清主次，才能找准自身学科定位，做好这一领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