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的新型政治主体与领导力量的诞生。毛泽东同志对此曾经做过高度概括：“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1939年10月4日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的经验时，提出了“三个法宝说”，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②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对“三个法宝”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出说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③ 后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宝贵经验之“三大法宝说”又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④这意味着时隔十年之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有了新的理论升华，即一方面强调了贯穿其中的“主心骨”是“党的领导”，即由先进性、理论性、纪律性与代表性等特质塑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另一方面强调了“这三件”宝贵经验是“区别于前人”的，其独特性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创造的新经验。 然而，这一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主创造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兴政治发展主体与国家核心领导力量的独特性角色与作用的新型政党理论范式，其学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并淹没在西式政党理论的分析框架与知识体系传播的泥淖中，失去了其应有的光芒和力量，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并予以系统化建构。 一、基于经验与理论的比较考察：只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的现代政党的论断是否真的成立? 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指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国家，即“那些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积极参与欧美发展特殊进程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前列的先进国家，不是指那些受其发展影响而步其后尘的国家”，它们的共同之处，“一是具有普遍的民主程序，如公共职位由竞争选举产生等；二是具有欧洲(或西方)血统的公民在人口总数中占支配地位，或者，如以色列那样，有欧洲文化的渊源。”⑤ 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与现代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G.萨托利(G.Sartori)，对于政治派别或政党的认知，基本上定位于获胜上台执政的政党得到了“民众的授权”⑥以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并成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⑦以塑造政治社会这两大认识，这两个认识也获得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即现代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然而，对比经验观察与理论分析，这两个认识真的符合事实吗? (一)从经验观察对比中看现代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有两种起源：一种是从立法机构内部的派系逐渐演化而来；另一种产生于立法机构外部，由社会运动的团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集团演变而来。后来，二者合流，进入到议会政治或政府过程之中。由立法机构内部派系演化而来的政党类型的代表，主要包括19世纪欧洲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属于干部党；由立法机构外部的社会团体与利益集团演化而来的政党类型的代表，主要包括社会党和代表新兴工人阶级和宗教利益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天主教)人民党和爱尔兰民族党，属于群众性政党⑧。 一般认为，现代政党最早脱胎于英国议会的政治派别辉格党(Whigs)和托利党(Tories)，而完成现代政治转型并实现有效运转的政党制度形态，却最先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在欧洲国家，这一进程反而迟至19世纪最后20年及20世纪第一个10年才完成⑨。 虽然在建国初期，美国政党的作用受到极大的怀疑和担忧，像美国独立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认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些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进而导致党派之间“无意为公益而合作”⑩，但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美国的政党实现了从“政治领袖在国内寻求支持的工具”向一种制度的演化，并在选举流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标志是“政党开始发展地方机构，他们的任务是组织投票，支持候选人，并且发动民众参加投票。到1840年代，两个主要政党都已建立复杂的、权力分散的组织形式”(11)。更为关键的是，到20世纪初，美国两党开始在国会两院选出形式上的领袖，并要求立法机构内的本党成员与领袖保持一致，而执政党则要求本党成员支持总统的立法举措。新当选的总统通常都会挑选本党成员出任内阁职务或担任非正式顾问(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