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显著的超稳定性。其理论体系由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所奠定，其实施体系确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兴学、选士三位一体的文教政策举措，即以儒家经典及伦理道德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内容，通过选士制度实现“学而优则仕”。从汉到清两千余年，这一教育体制从未超出体制的基本架构。即便是非汉族建立的朝代和政权，也大多承继了这个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教育弊病的声音历代未绝于耳，但无人能提出取缔这个体制的可行性方案，只能作些修补调整。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这种超稳定性，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教育的根本性变革开始。马克思(Marx，K.)在无情地揭露殖民者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的同时，又辩证地指出其客观作用。“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到20世纪初，一个新型的近代教育体制终于取代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古代传统教育体制。 一、近代教育不是封建传统教育没落的产物 旧事物的衰败往往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本着这一思路，在回顾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时，学界总是先要陈述清代教育的空疏腐朽，如文化专制的高压，学业的局限，科举成为学校的附庸，八股取士的禁锢思想、败坏学风，学校教学的颓废，等等。这些弊病固然存在，但都是封建教育始终存在的，至少是明清五百年间一直维持，而不是到晚清才出现或者加重。即使是现代教育也存在种种弊端，但不构成必然灭亡的根据。一个事物的消亡有两种情况：一是因自身无法维持而垮台；二是因有更为先进的事物出现被取代。如果是两者兼备，旧事物消亡比较彻底；如果是有前者缺后者，则会造成空缺、曲折甚至倒退；如果是有后者缺前者，则旧事物就会在新事物中有相当程度的保留或体现。中国近代教育就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形成的。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本质上是适应于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自秦汉以来不断强化，到北宋有了质的发展，明清时则达到高度完善化。一种传统历史观认为，宋代以后封建社会就走下坡路了。其实，这是从世界视野来观察比较的。如果从中国封建制度自身的发展看，总体上仍然是不断向上。适应封建政治的发展，封建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特别是宋代，科举成为选官的主途径，三次兴学均伴随着有力度的教育改革，书院的产生、理学的形成，对教育发展都有重大推进。明清时，全国学校布局形成，学校教育与科举高度衔接，实现了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在制度上一体化，即便是科举的八股取士，也要比以往的各类考试形式更为规范严谨，在传统教育领域可说是达到顶峰，因而也无可替代。由于科举选官制度相当完善，有效地遏制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党争，加上高度文化专制，儒家士大夫阶层完全被纳入封建官僚政治体系，教育体制不可能产生重大的自身危机。 鸦片战争后，尽管近代新型学校开始出现，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与传统教育发生直接碰撞，传统教育也没有因某些新型学校的出现而衰落。相反，同治朝后期到光绪朝前期，即19世纪6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清王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传统教育有过相当大的发展，有史家称为“同光兴学”。其成果与古代任何一次兴学相比都不逊色，主要体现在理学重振，官方大力推崇教育；斥资修缮官学校舍，可视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面整修学校“危房”的行动。同时，整顿教学秩序，厘定规章制度。这个时期，传统书院各地多有举办，其数量及覆盖面远远多于当时创建的新式学堂。为了加强社会教化，各地还掀起大办“义学”的高潮。地方官员带头捐资，主持操办，如顺天府尹周家楣在京师外城及大兴、宛平两县创办义学共计17所。[2]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后，变法改革的浪潮涌起，旧教育的地位才开始受到强烈冲击。 二、近代教育的形成线索 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不是按朝代兴替，也不是以制度根本变革，而是将一场战争作为时代划分的标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动因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此时，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尽管也不少，但封建统治基本稳固；尽管自明代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到清代并无显著发展，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远未达到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地步。然而，此时西方国家已完成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进程，向海外扩张的浪头已抵达中国。较量从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结果是中国的大门被打开。 中国历史上外敌入侵的事例很多，都是以军事征服和掠夺为目的，由于外敌的文化一般落后于中原，即便实现了征服，也难改变中国社会，倒是往往被中国文化融合。西方列强入侵则大为不同，首先是“坚船利炮”的新式武器威力巨大，主要靠冷兵器及传统方式作战的中国军队无法抵御。特别是列强的侵略目的也不同以往，尽管也要求割地赔款，但更追求经济利益和文化渗透，如通商、办企业、传教等，这些要求威胁到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思想观念，要比割地赔款更让清统治者感到刻骨之痛。难怪李鸿章惊呼，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也意味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恩格斯(Engels，F.)曾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经典定性，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这并非一个整体之中的一半对另一半，而是分别存在的两个“半”。那么，也就应该对应存在另外的两个“半”，即“半资本主义半独立”，后者才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社会基础。有了资本主义因素才有可能变革，保持独立则是自主变革的条件。但两个“半”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与另外两个“半”相互纠葛、牵制，又导致中国近代化的被动性及曲折乃至畸形的进程。由于列强的侵略与诉求是逐步加深的，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及社会制度的输入及影响是逐步扩大的，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是逐步演变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化也是逐步推进的。这一进程总体以缓慢行进为主，在特殊阶段则有跨越式的突进。特殊阶段往往出现在中国与列强的战争遭受惨重失败之后，这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大体上有五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