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1)04-0031-07 现代国家包含现代性和国家两个认知维度，按照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预言，“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①。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各种特质，是涵盖全球范围又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聚合体。在人类社会发展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历史转向中，现代性是由欧洲发端并主导世界的动态实现过程。与整个人类历史跨度相比照，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能够在国内和国外发挥主导作用的时间长度十分有限。从现代国家这个复合概念引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议题，中国在独特的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建构特征与政治发展类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理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有其历史本源、内在规律与发展必然。本文尝试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梳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厘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征，从“大一统”概念中缕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具体维度。 历史政治学产生于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在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历史政治学是本土学者自主性反思的学术回归。其引起了广泛思想共鸣，引发了大量围绕历史政治学概念、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学术讨论，产生了一批从历史政治学视角对中国政治进行研究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在国际关系学界中存在着“中国引领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不同声音。前者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后者则突出中国对现有“西方秩序”的挑战，有可能引发国际秩序的混乱。当下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可以追溯至欧洲国家的殖民理论，伴随着殖民经济剥削，欧洲国家强行将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发展概念、理论及模式输入殖民地。许多“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理论，实行代议制、普选制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幸的是，这些国家陷入了更糟的情境，民主政治并没有实现，军人干预政治、暴力冲突加剧、民族分裂等问题正困扰着这些国家，“普力夺社会”形象地呈现出这些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因此，抛弃具有本我特征这一政治传统的行为极其危险，历史政治学即是对此问题的反思与回应。 历史政治学从历史维度提出“大一统”的国家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一统”之国家概念的基因“决定性”与历史政治学所强调的历史“连续性”不谋而合。“决定性”和“连续性”在方法论层面强调，“在对待历史时应该采取宏观的立场，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②。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具有“传承性”特征，因此需要采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凭借系统的眼光和区别的态度审视“历史中的中国”是历史政治学的内在要求。 一、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渊源 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的讨论，同时也显示出了显著的理论张力与价值差异。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可追溯至马克思与韦伯等西方学者论述国家建构的理论脉络中，诸多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学理分析并构建了丰富的国家建构理论。 马克思强调了阶级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③。韦伯则提出了更加系统化的国家建构理论，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勾勒出现代国家的形态，“它的行政班子卓有成效地运用其对物理暴力的正当垄断以保障秩序的实施”④。吉登斯在韦伯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代国家概念：“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护这种统治。”⑤与韦伯的现代国家定义相比较，吉登斯弱化了垄断暴力工具和合法性的必要程度。其他西方学者对现代国家建构的定义或多或少都依赖于以上经典的现代国家概念。在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域中，领土完整、权力合法性及社会控制能力等是判断国家现代性的基本参数。除此之外，西方学者们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机制进行了充分探讨，产生了战争说和经济说两种观点。蒂利提出“战争制造国家”⑥，认为战争是民族国家诞生的动力。还有学者提出了经济的解释，将国家建构的动力置于全球范围内，即现代国家诞生于世界体系之中。如沃勒斯坦认为，现代国家是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同阶级斗争的结果⑦。亨廷顿则更进一步从民主政治角度刻画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他认为，“区分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⑧。 西方学界关于国家建构的理论奠定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分析的理论基础。费正清在讨论为何清政府建构现代国家失败时，提出如下解释：清政府没有配合人口和商业的增长适当地扩充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仕途上进的门路被堵塞以及官吏们对人民的横征暴敛⑨，换言之，清朝官僚体系的质量与社会控制需求间不平衡的矛盾，导致了清政府的失败。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清朝统治者由于十分担心自己在中国的异族身份，就千方百计监视汉员官僚，从而诱发了以损害中央利益来达成地方权力联合的离心力量，也导致了其他方面的失衡”⑩。由于统治者与官僚在民族上的差别，导致了官僚对统治者心怀芥蒂，同时统治者也尽量排斥异族官僚。这一冲突导致了政治恶性循环，政权的合法性受到破坏。孔飞力对耒阳暴乱等三个历史事件进行了剖析，也是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三个维度进行思考的结果(11)。以上西方学者都在试图寻找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失败的原因，从西方理论视角观照中国的现实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政治逻辑的本质性特征却语焉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