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确立之后，即同时开始对自身社会的国家模式进行塑造，这种塑造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逐渐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进行着，而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塑造自身的社会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即使同属于一种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在塑造自身社会模式中，也各自有着不同的构思，存在着极大差异。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人类最初的三种国家模式作了精辟的论述，他通过对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的氏族和国家、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三种类型的国家的分析，展示了人类早期形成的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 英国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把人类早期文明形成的古代国家，划为21种文明模式，并从中选取了三种模式作为典型即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 宏观人类社会，以古到今，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塑造的国家模式各具特色，同属于奴隶社会形态，埃及和希腊的国家模式不同，印加帝国和罗马不同；同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西欧的封建王国和印度，中国的封建国家不同；同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英联邦国家和美国不同，北欧的国家和南欧的国家不同。有的国家模式显示出一种稳定结构状态，如奴隶制社会的埃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加拿大。有的国家模式则呈现出一种动荡的状态如奴隶社会的西亚各国，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资本主义的南欧诸国与南美洲各国。 本文旨在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模式进行初步考察和研究。 一 奴隶制社会典型国家模式 埃及模式 奴隶制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国家模式，有的历史学家把它们称之为“文明模式”，如汤因比和施本格勤，差不多在同一阶段，出现于地球的中段轴线上，有数个典型的模式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国家，埃及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希腊和罗马模式还有南美洲的印加帝国模式。 埃及奴隶制国家形成于公元前2100-2686年，缔造者系来自底比斯的边区人，国王美尼斯。埃及国王称为法老，掌握行政、司法、军事大权，国家形成后即开始统一管理灌溉系统，法老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国之神，其下设有各级官吏，最高为宰相，宰相之下设有一批大臣，分别管理财政、水利等事务。 埃及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统治结构严密，人神合一，金字塔就是该模式的象征，是奴隶制国家模式中之最刻板的原始模式。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埃及社会做如下描述：“这个社会存在了大约四千年之久，但是其中的一半时间，我们可以说埃及社会并不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可以说是一个死了的有机体，只是还没有下葬罢了”（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部第38页）。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国家模式创造的古文明──巨大的建筑和工程事业，它的经济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惊人的。 可是在精神生产领域，古埃及模式的收获是贫脊的，无法同古希腊模式的创造相比拟。 阿拉伯国家模式 环视整个西亚地区的奴隶制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同埃及有所不同，由于这里在地理上处于多民族交汇之处，显得是一个活跃的大舞台，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兴起与衰亡，频繁交替，巴比伦、亚述、赫梯、波斯、菲尼基、犹太……这些国家模式的特点是结构不甚严密，呈现动态性、不稳定性，变化很大，具有天方夜谭式的浪漫主义色彩，每一个国家模式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在地面上给后人留下的成果不多，而在精神生产领域却留下了不少有较大影响和神奇魅力的东西。 这一地区大部分是城市国家如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以塞姆人在两河流域建立的三大帝国即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为主。这一类型的国家，商业较为发达，法制严明，土地掌握在国家贵族、僧侣手中，他们把一部分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而城市工匠生活优于农民，巴比伦商队往返于各城市间，进行商品交换，据考古发掘该地区有不少帐单、货单。上面有男人和女人的签名，可见当时的妇女也参予商业活动。国王通过书记官上传下达，了解各地情况，并采取措施。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表明当时的法律已达到的可观水平，其中涉及到人身保护和同态复仇法；关于婚姻、家庭与财产的继承；关于劳动报酬和责任事故的追究和保护孤寡等。 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模式 最典型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国家，前者是一个奴隶主民主共和国，其国家结构是由执政官和贵族会议构成上层权力机构，执政官从贵族中选出任期一年，贵族会议掌握最高审判权，实行终身制，经过梭伦改革后，削弱了贵族的权力，提高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与雅典相对的斯巴达则实行的是奴隶主寡头政治，设置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平时权力不大，战时，一个国王带兵出征，一个留在国内处理事务。长老会议由两个国王和28个长老组成，长老是从60岁以上的贵族中选出。终身制。30岁以上的男子均可参加公民大会，对长老会议的决议进行表决。但只能以呼声的高低来表示议案是否通过。监察机构由五名监察官组成，每年选举产生，任期一年。 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模式 约在公元前509年初步形成，最高权力机构是元老院，由贵族和退任的政官组成，终身任职，它决定一切内外政策，批准或否决百人团会议的决议，监督执政官的行动，百人团会议每年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执政官掌握行政权力。我们不能不看到正如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写：“这一非常的政治成长虽然是西方类型的近代国家的前驱。”“创制法律的权力归人民大会的思想被确立下来了。部落或百人团会议，是全体公民的会议，每个会议有它自己的官员。”（《世界史纲》第461-4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