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是人学”的“人的存在论”阐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绍明,男,重庆璧山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教育学是人学”意指教育学是育人、成人之学。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人类学、人文科学等,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研究。教育是指向人的整全价值的社会活动,体现了人的哲学。教育之学经历了神学、传统形而上学、实证主义科学等阶段,在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等意义上体现了更新的“人的存在论”,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创造性和人文性。教育人学是为了实现人的发现和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目的,复归人性,张扬人的主体性和创新力而进行的“人的存在论”研究。它以人性论为基础,具有历史性、理想性、整体性和学科互涉性等特性。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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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21)03-0001-10

       教育之学非“成物”之学,而是“成其为人”的“育人之学”“成人之学”和追求个性、自由和尊严的“成己”之学,概言之,“教育学是人学”①,这一命题犹如教育学史上的笛卡尔式命题,不仅标志着现代教育学②的确立与彰显,而且标志着教育人学的真正建立。它所立意和阐释的教育人学必将基于人学世界观,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价值立场;从人性论的视角,立基于人在教育和教育学中的本体论意义,探究“人—教育—社会”的复杂性关系;既需要张扬教育人学应秉持的理想情怀,又需要面向现实的人及其日常教育生活,实现教育人性化的价值理念。进言之,该命题的人学本义、教育的人学本质、教育学之“人的存在论”本性和教育之“人的哲学”的本意需要进一步被界定、分析和阐释。

       一、人学即“人的哲学”

       “人学”在英文中为“Homonology”“Hominology”等③,意指“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1]6。它不同于“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后者主要基于一切与人类相关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活动、生产及其产品的研究和解释,试图拓展和启发人类的知识,包括人类对其自身存在、与其他物种和系统的相互关系、延续自身发展的语言和思想成果的知识。

       虽然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词根“anthropo-”和人学的词根“homono-”在拉丁文中皆指“人”,但二者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别。人学主要从整体上抽象把握人的本质,具有哲学性质,而人类学主要是针对人类现象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描述评价和解释,希望在人类活动中分析、了解人类现象并预测人类发展的趋势,具有客观性、效率性和实用性。前者主要使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坚持唯物辩证法、多元决定论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是对人类在过去和现在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展开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例如: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分别研究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语言人类学研究语言如何影响社会生活。

       人学是“哲学或一般理论意义上的人的研究或人的理论”[1]7-8,因此,人学既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联系紧密,又是高度综合的“学科”④,综合所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但又因其本身的高度综合性和更高层次的学科交叉性,吸纳其他科学在研究人或人性的某(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而区别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说,人学是有关人的哲学,可以被视作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又以直接关注和综合研究人的整体观念、形象、活动价值、意义等内容区别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实践论。

       在中西方思想史上,人学是人在人与自然、社会及自我的关系中,不断地追问和反思,进行经验总结、理性超越和实践创造的结果。在古希腊神话时代,“斯芬克斯之谜”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标志着人们对“人”的认识由经验性直观上升到概念性认识的飞跃,意味着“人的诞生”。“人的诞生”必须在“人的观念”中完成,而“人的观念”“不是自我镜像,而是在自己追求的外在对象的身上看到自我的形象”[2]5,它标志着西方人学思想的诞生。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也是从原始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对征服自然的幻想过程中萌芽的。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等。此后,“天命人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仁也”等人的观念与人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学思想的形成。

       在西方人学思想史上,先后出现了“宗教人”“存在人”“自然人”“理性人”“文化人”“心理人”“生物人”等人的观念形态[2]65-490。然而,在人学思想出现的同时,怀疑论就一直像幽灵一样盘旋在上空,进行“人的消解”。19世纪末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提出“上帝死了”,他和费尔巴哈(Anselm Friedrich Feuerbach)、马克思(Karl Marx)、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起消解了“宗教人”。进入后现代,“理性人”最为人诟病。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人”作为观念、话语建构的概念,犹如海滩上涂画的字迹,大浪席卷之后,就消失了。也就是说,有关人的观念、语言、制度都建基于不对称的权力控制,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同一与差异不断斗争、无法和解的流变过程,因此福柯宣告“人死了”,“理性人”已不复存在。现代基因技术、测不准原理、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突破,给“自然人”“心理人”“文化人”等带来挑战,使关于人的价值、伦理和意义的探讨面临新的世纪性难题。概言之,今天的人学研究面临来自跨学科视域下的“人学危机”,只有勇敢面对、超越这些挑战,体现人的智慧与能力,才能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体现人学的内涵。

       虽然在理论上,人学是与人的诞生和发展同步的,但在实践中,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阶级社会,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动物,他们和平民在古希腊社会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使在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人也面临“异化”“物化”等“人的危机”。在中国,近40多年来,人学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教训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与思想的回归、再发现和大讨论,尤其是在人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真理问题和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今天的人学研究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置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宏观背景下,逐渐脱离“哲学人学”的视域,关注新形势下人与人的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更具有跨学科性、时代性和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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