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1)03-0149-09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①，且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相关应用呈快速增长态势并形成了新的网络生活场景。在此技术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双重驱动下，用户个体意识加速觉醒并在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的加持下产生了新的网络社会交往形式和新的网络生活方式，而新的网络社会群体——网络社群也应运而生。所谓网络社群，主要指网络社会中人们全新的结群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且往往以论坛、知乎话题圈、微信朋友圈等社群聚集形式呈现②。在社会形态转型、生活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转型等引发的风险社会语境中，网络社群民粹主义在话语编码标准、话语呈现方式、话语能量频谱等方面的新变化，常会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并直接消解了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影响力；由此溢出的相关风险，常会超过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安全状态。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变迁诱发的话语体系改变、技术变迁引发的话语结构变化等多维视角来思考上述风险的规避策略，并以智慧治理策略来推动该场域的善治进程。 一、网络社群民粹主义话语能量的风险溢出及其对社会主流话语的冲击 国内民粹主义蕴含浓厚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色彩，并借助民众与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等途径，形成一种相对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潮③。民粹主义研究专家托库尔多·迪·特拉(Torcuato S.Di Tella)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是指：“基于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的平民群体的政治运动，这些民众由扎根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精英领导，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由具有超凡魅力和个人化的领导连接在一起。”④由此阐述可知，托库尔多·迪·特拉虽过于强调民粹主义对卡里斯马型领袖的依赖，但其对民粹主义“精英一大众”的分析框架却有助于人们更加接近网络社群民粹主义的本质。 具体而言，网络社群中的民粹主义虽然蕴含浓厚的平民主义属性，但同时并不能排斥某些卡里斯马型领袖在此领域的影响——通过“嵌入”民粹主义运动的形式，部分魅力超凡的民粹主义精英能够凭借其意见领袖等角色成为对该社会思潮施加影响力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内容丰富、思想多元但意见市场竞争激烈的网络社群场域中，当部分意见领袖试图夺取某项公共事务的话语主导权却力有未逮时，便常会通过自身在信息传播和关系建构中的优势地位来借助其“粉丝”群体的力量；同时，作为网络社群主体但自身资源相对有限的底层民众，在因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等引发的相对剥夺感、经济呈下行态势且内卷化日益严重等导致的社会焦虑情绪等因素的作用下，常试图通过寻找网络“大V”支持等方式来提升自身的政治能见度。在此双方关系互动下，网络社群民粹主义不仅表现出“以民为粹”的底层平民主义，而且其由部分意见领袖所操弄，并进而向视民众为工具的“民之精粹”的“精英民粹主义”的演进态势也日益凸显。因此，网络社群民粹主义思潮不仅涉及大众主张通过直接政治参与来表达利益诉求等民粹化操作，而且也与民粹主义精英对大众情绪、利益诉求的迎合及其政治偏好的操弄、利用等密切相关。因此，民粹主义在网络社群时代的新变化，常会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负外部性并导致相关风险频发。 (一)网络社群民粹主义话语主体之间信息编码标准的冲突 网络社群中不同主体民粹主义话语的信息表达，常会受该主体特征影响并使承载其利益诉求的信息编码具有较强的主体特征。因此，网络社群不同用户主体之间话语编码标准的碰撞，容易诱发诸多负外部性风险。 具体而言，嵌入网络社群不同圈层的个体或群体的属性，往往会影响其利益诉求的信息编码属性，并进而会影响处于其间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具体运作及其话语呈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在我国网民群体中，从职业方面看，学生最多，占比为21%；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16.9%；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紧随其后，占比12.7%。从学历方面看，初中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为40.3%；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0.6%；小学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为19.3%。从收入水平看，月收入在2 001～5 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为32.7%；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 000元及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5.3%⑤。由此数据可知，当今我国网民的构成仍主要呈现学历层次低、社会阶层低、收入水平低和职业边缘化水平高等“三低一高”特征。作为网络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网络社群将受此“三低一高”特征的影响，而其内嵌的用户主体话语信息的编码标准，也将蕴含有浓厚的平民化、大众化等特征并易诱发一系列民粹主义风险。 第一，具有“三低一高”特征的网络社群包含着由大量同质化的底层信息编码而成的“我者”身份认同；此种类型的身份认同，将会与位于其他社会阶层或不同属性的网络社群所建构的“他者”话语信息编码及其承载的利益诉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他者”身份类型产生冲突，从而加剧了网络社群场域的巴尔干效应。例如，部分网络社群常以社会底层立场来对其话语信息进行编码，从而不仅试图获得社会更多的关爱及对其“出格”行为的包容，而且试图以其对权力、知识和经济精英等社会强权的批判及由此集体行动中情感表达的对立思维所建构起来的鲜明指向性，来凝聚“我者”共同体，并达到强化身份认同或对“他者”进行批判、否定等目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平缺失、社会矛盾尖锐的某些特殊时空语境下，该网络社群中的底层民众更易在充当意见领袖的民粹主义精英引导下，将社会不公与自身苦难的根源归咎为社会上层的剥削或特权阶层的堕落，从而使该网络社群反精英、反体制、反权威的力量越来越强，并可能会导致其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