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学派因为放弃价值研究而逐渐走向衰弱的时候，一个与主流学派在价值倾向上截然不同的依附理论学派发展起来了。它以激进的拉美学派（包括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在70年代，该理论对政治发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完全反对西方式的商业共和国，绝不把西方国家看作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依附理论的出现，实际上试图回答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或者说，是否能够把发展中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状态通过简单的“历史位移”作为相当于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来认识。显然，依附理论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同样是对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反省和摈除，如果排除意识形态因素，从事依附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可能思考得相对更深刻些。因为这也是从“单线历史观”向“非单线历史观（新历史观）”的转变或曰进步。和主流学派相比，依附理论并不是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对政治发展进行抽象分析，它主要是用经济学理论来阐发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现实主义观念依然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依附理论对“消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拉大的差距”这一正统观念提出疑义，认为这种观念有一个先验设定：只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只有一条通向进步和普遍福利的道路。这种设定“要求这样的价值观前提，即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应被发展中国家树为模式，并作为一个目标而加以接受”，而且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切实际的。从多年来由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出发，依附理论坚持认为不能把第三世界看作只不过处于一种“低劣”状态，可以用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理解、说明或处理。其次，依附理论虽然不提倡顽固地拒绝任何外国援助，但它清醒地认识到外国援助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单纯地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很好地发展，而是要使它们的发展做到保证它们逐渐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保证它们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持久地参与既定的国际分工。因此，过分依赖外国援助，即使能使增长速度加快，也往往扭曲受援国的增长模式，加剧其经济与社会失衡，使该国更加难以调动自己的资源或者寻得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跨国公司，依附理论给予了严厉的指责，认为它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问题上有着严重的负面作用。同样，它还认为，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也是弊大于利的。 依附理论试图论证，在现代化浪潮中，国际社会号召发展中国家消除它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求更多的外国援助，并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实际上并不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发展，而是在要求它们更快地西化。这“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现代化，而只不过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因为，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外国援助和外国投资以及将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目标必然在它的社会中导致经济与社会二元性的加剧，并且将使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的经济与价值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有的甚至变得越来越独裁。对此，依附理论喊响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可以将国际经济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真正差异看成不过是贱卖与贵卖之间的差异。对那些拒绝整个买卖交易、视之为不但不公正而且有害于经济活动的人来说，不管开出什么价格，都没有多大关系。再打个比方说，新旧差异就如两场不同的赛跑：一场是不公正地要求不平等的竞赛双方从同一起跑点起跑，另一场是给较弱的一方以一点便宜，让他在前头几步处起跑，两场的差别无非如此。我们认为这种赛跑使较弱的一方浪费精力在一项不足取的追求之中，因此倾向于拒绝整个比赛。” 应该承认，依附理论为拉美发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政治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家也不能逃避经济学和社会学了。它也促使发展问题的研究一方面逐渐注意发达国家的援助、贸易、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开始在经济生产之外涉及社会的经济分配问题。但是，依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成为导致它最后衰弱的主要原因。它试图在发展研究领域中摆脱西方中心论，重塑学科价值，固然不错，但它的价值判断明显带有“左”的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并对西方发达国家持有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应该说，这和坚持西方中心论同样都是不足取的。从理论上看，在依附论者那里，依附和非依附是对立的、突变的状态，而不是连续的和渐变的。他们并没有将依附的特征形成概念，然后再系统地检验研究对象，甚至没有给自主发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理论标准的缺失和混乱，造成了依附论对现实不正确和片面的分析，有时候还夸大了自己解释拉美各国问题、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能力。而事实上，依附理论因其漏洞百出而使它解释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许多学者对1946年至1973年美援条件下的拉美政治经济进行考察，发现许多和依附论的预言相矛盾的情况。依附性较强的经济增长较快而不是较慢，土地占有制度是较为公平而不是相反，有更稳定的宪法，而较少黩武主义。尽管拉美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总体看来，还是处于可以乐观的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在80年代得到了有力印证。许多拉美国家的专制政治纷纷垮台，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四小龙等都迅速发展起来了。而这些国家恰恰都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投资，又严重依赖跨国公司的国家。理论的缺陷和现实的矛盾，很快击碎了依附论者试图努力在政治发展领域重塑价值判断的愿望，使依附理论到80年代就逐渐衰败下去，丧失了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