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1)04-0198-11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具有人文色彩的治理概念。作为治理概念的“天下”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蕴：对内而言，天下是建构政权合法性(legitimacy)①的基础要素；对外而言，天下是以“天子”为秩序中心、层层扩展的同心圆结构——主要根据接受人文教化的程度，区分出“华夏”与“夷狄”。总体而言，中华文化是通过较为和平的“修文德以来之”的做法，促进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使之逐渐融入“大一统”的天下秩序的。具体来说，从文教传播和夷夏关系(特别是华夏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至少包含四种具体形态，本文试图对此略加分析。 一、周制：封建制、德政与夷夏关系 认为秦朝才实现“大一统”的说法，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秦朝确实是第一次建构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但周朝建构的封建制也具有“大一统”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缺乏共主不同，周代的封建制有其基本前提，就是各诸侯国都必须承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孔子提出的“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总结。与夏、商时代华夏大地万邦林立、夏商之王更多作为部落联盟盟主的情况不同，周代通过层层分封，依靠宗法制，已经初步建构起某种中央一地方的关系。基于殷周鼎革的历史经验，周人从殷商神权政治的笼罩中，发展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提出“敬德保民”的主张，把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德治和民本的基础之上。这也是王国维认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的重要依据。②到春秋时代，基于礼坏乐崩、贵族失德的时代背景，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到战国时代，王纲解纽，诸侯力征，“大一统”濒于崩溃之际，孟子强调“定于一”，主张王道政治，依然把重归“大一统”的最终依据拴在德政之上。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在游说梁惠王时，孟子提出了著名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等思想。“定于一”，即定于良制善政之“一”，这种良制善政意味着王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倡导伦理道德、贤能政治、礼乐文教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王不待大”则认为天下存在着若干个治理单元，它们彼此之间可以展开制度竞争。如果某个治理单元做到了“以德行仁”“养民以时”，其他地方的民众就会以“用脚投票”的形式自动归附，则该治理单元的统治范围得以扩展。 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下，很容易理解周制“大一统”模式处理夷夏关系的首要原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文德”即是权力在宇宙秩序内合理运行、实行民本主义的良制善政。当然这一原则也需要以武力为后盾，在实践当中体现为威服与征服的结合。周制虽然也遇到诸般问题，但总的来说确实有灿然之文明，能令四夷来归，这是基于属人主义和封建“承认的政治”③。封建制对诸夏内部尚且讲究层层分封，对夷狄方面的要求自然更加降低，大约只是要求它们“来”，也即承认周天子之宗主权即可。尽管周代这种以良制善政为旨归、强调制度竞争和属人主义的“大一统”是富有理想色彩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依然对现实政治发挥着重大影响。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原则其实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中原政权自身的凝聚力。周代封建制重视习惯、传统、文德与荣誉，在权力受制约这一点上成就卓著，主要依靠礼法、习俗或者更根本地说是对天道秩序的信仰，维持尽管松散但不乏向心力的“大一统”状态。进入春秋以后，随着封建制的瓦解、“蛮夷”压力的增加，这个原则难以得到充分的贯彻。西周被犬戎攻灭的事实给周制“大一统”带来极大的冲击，严重地挑战了当时的观念和精神秩序。春秋时代，天下秩序遭到“礼崩乐坏”的空前破坏，周天子权威极度衰落。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强大压力下，“夷夏之防”成了政治上的头等大事。春秋的霸主致力于“尊王攘夷”，这意味着以周天子为号召、联合诸侯捍卫华夏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为政治正确，“修文德”则暂时无力顾及了。孔子讲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但此言在经学史上常被解释为两个针锋相对的意思。④不过孔子对于管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怀念和“如其仁”的高度评价，还是肯定了他在“攘夷”方面的巨大贡献。当时，在压力强化的凝聚作用下，一些华夏程度不高的邦国也常常被归为“他者”而加以鄙视，比如楚国总是自况“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于是便一直被视为蛮夷。鉴于夷夏之间的长期角力，当时有的人甚至提出了“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分治夷夏之策略。 在强调“夷夏之防”的前提下，一些学者或学派还提出处理夷夏关系的一些更具体的主张。比如，孟子的“王不待大”论不反对诸侯国对“大一统”担纲者的竞争，但认为这种竞争应当在诸夏内部进行。对于夷狄，孟子则奉行“用夏变夷”的单向文明输出规则。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就是强调这个意思。公羊学主张“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的原则，强调区分夷夏的关键不在种族，而在是否遵守礼义，但面对复杂的历史处境时依然呈现出复杂的具体处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