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梓元,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北京 100037

原文出处:
国际政治研究

内容提要:

国际地位是一项特殊的国家利益,它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形象的总和,反映了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国家追求地位的动机既反映了人类在心理上寻求得到其他族群的认可,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包括促进国际影响力和长远的对外政策目标)。由于国际体系中没有统一权威来评估各国的表现和决定其排位,声望多寡和地位高低会成为国家间的争议领域,国家也将为此产生竞争甚至冲突。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涵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分析层级,并有助于衔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分析应用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在中层理论上仍然有待发展,尤其是国家如何认知自身地位,寻求他国承认,以及承认他国地位等问题尚需深入的实证研究。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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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正在谋求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俄罗斯正在试图恢复昔日大国的辉煌”“日本正试图恢复其‘正常国家’的地位”“美国在相对衰落的过程中试图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以上耳熟能详的表述中,“地位”(Status)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地位”反映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地位是一类社会事实,它的产生基于共同体对某一成员的优异品质的认可。尽管地位与一国的实力和对外政策行为息息相关,但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获得国际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他国积极地接纳其形象。国家追求国际地位的动机根源于人性的心理特质:人们渴望在团体中得到归属感,并希望本团体的优异品质得到其他团体的承认。

      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的短期内,西方政治学界曾对“地位”“声望”“荣誉”等国家动机给予一定重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霸权更替的动力机制的阐述颇有代表性。吉尔平认为,霸权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声望等级的调整对于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言相对滞后。因而,在物质力量上迅速崛起的大国会由于不满自身在声望等级上的位置及由此收到的权益而试图全盘改变现状。①在冷战后,社会学和心理学为人们探究国际政治中的非物质性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相比吉尔平的工具理性视角,英国国王学院教授理查德·奈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地位诉求根植于人类的荣誉感,是与欲望、恐惧和理智并存的基本心理机制。在此观点的影响下,围绕国际关系中地位政治的理论正发展成为一项独立且颇具特色的研究纲领。勒博于2010年前后相继出版《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和《国家为何而战》两本专著以后,关于国际地位的讨论被提上日程。②与此同时,关于国际关系中等级制的问题激发出了新的理论创新。③如果说在无政府体系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围绕实力与安全展开,那么,在等级体系中权威、地位和声望则成为了重要的资源。2014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一书汇集了地位政治的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④自此之后,关于地位政治的讨论开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西方世界里关于地位政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地位”在实证研究中的概念操作和定量与案例分析,而西方学界对于地位政治的理论创新热情有所衰退。⑤与之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尚未将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政治看作成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界通常将“地位”这一概念与“权力”“实力”或“领导力”等概念并用,而“地位”仅被看作上述概念的衍生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学界,有关地位政治的分析框架依然有待完善和扩展。本文强调,地位政治理论有助于嫁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的概念界定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依然有待开展更多中层理论的创新和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

      一、如何界定国际地位?

      “地位”政治研究的兴起离不开勒博的学术贡献。勒博将“荣誉”(Honor)作为国家行为的核心动机,并围绕荣誉的文化特征对国际关系史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在定义上,荣誉的产生基于个体成员对获得集体认可的主观愿望(即荣誉感),同时也系于集体对个人成就的认可。荣誉既涉及个体的主观愿望,也涉及在集体层面所通行的价值和信念。在日常实践中内化了这些价值信念的个体会具有更强的荣誉感,而赏罚分明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则有利于通过激发荣誉感而让个体服务于整体利益。勒博认为,荣誉感在社会力量中的分布以及荣誉同恐惧、欲望、理智等其他情感状态的关系决定了国内和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和演变趋势。⑥然而,由于勒博的分析框架过于宏大,后续研究只得从更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概念进行理论发展。于是,“地位”和“声望”开始受到重视。地位虽涉及集体对个体品行的积极认可,但是,寻求他者的认可并不是国家追求地位的唯一动机。事实上,国家追求地位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功利目的。在国际政治中,高地位国家在日常的博弈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权,享有更多国际特权,也享有更大的正当性来将实力上的优势转变为影响力,其政策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正当性。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寻求地位的行为更多出于自利的动机,“地位”或许更适用于描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寻求认可的动机。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地位”与“权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权力是一个行为体对他者享有的可以让对方服从其意志的优势,其表现形式是物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资源实力。⑦地位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资源:高地位国家可以通过其号召力而吸引其他国家来帮助其实现利益而不必要采取强制手段或压力外交。然而,尽管地位可以促进权力行使的效果,地位高的国家不一定可以轻易支配他国行为;反之,在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国家也未必可以轻易获取地位。

      虽然国际地位的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是,将国际地位的定义在实证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地位带有社会属性。这意味着一国的地位取决于他国的认可,即一国无法单方面宣布其获得了地位。另一方面,在衡量一国的地位特征时,研究者又只能对一国有形的物质资源的考察。在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地位”概念的权威释义是,他国对一国在重要属性上排位的共同认知。具体而言,“地位”代表个体成员在声望等级上的排位,它来源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对个体成员所表现出的优异品质的认可。⑧因此,国际地位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的形象的总和,且他国需要对一国的形象得到一致的认可才可以让一国获得地位。⑨正如已故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兹·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评论的:“任何排位都会时常涉及比较的困难以及如何比较等不确定性。即便如此,在历史上,人们总能在特定时期内关于谁是大国达成一致。”⑩一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外交网络、政治制度乃至大众文化等资源都可以作为一国累积声望和获取地位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一国展现出优异的品质从而让其形象脱颖而出。因此,那些可以让一国获得地位的优势资源便充当了“地位符号”(status symbols)。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一国赖以伸张和确立国际地位的资源经常与促进其他利益(尤其是权力与安全)的资源相重合。譬如,军事实力既是大国地位的标志,也是促进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由于在实证考察中地位资源往往难以独立于其他利益,这一难题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地位政治理论的解释价值(value-added)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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