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2)05-0019-12 一、政治学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 政治学对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意涵挖掘、话语建构、经验研究上，在理论和实践层次上展开。 (一)治理意涵的再挖掘及其本土化诠释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提出以后，一些学者重新审视20多年来治理理论的引介工作，并在治理概念本土化诠释上形成基本共识。此种共识强调将西方语境中的“治理”概念与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相结合，准确诠释并拓展其内涵和价值，赋予其时代意义。 1.重思治理理论的基础假设及其正当性 此类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治理本土化意涵的价值定位和理论依托，主要路径有：一是从西方治理理论的本源进行探析。杨光斌认为，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在于公民社会能够“自善”的假设，而多元社会存在异质性，平等基础上的自治社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治理应当回到国家组织性和制度整合能力上来，不能直接将西方治理话语嫁接到中国的治理经验当中[1]。二是从西方意识形态上为治理理论找到坐标和谱系，并指出其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差异。王绍光提出，治理研究“宣扬新自由主义的规范性主张，没有什么扎实的实证性根基，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因而需要回到本源，寻找自己(对于治理)的话语体系[2]。也有学者认为，在“治理理论的译介、对话和经验总结中走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误区”[3]，“治理概念的引入存在失位和拉伸，未能准确理解，也未能结合中国实际”[4]，需要“治理概念有效中国化”[5]。某种程度而言，对治理理论的基础假设和正当性的分析，体现出中国政治学界在治理研究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重要进步。 2.诠释本土语境下治理的内涵与价值 学者们在探索和界定本土语境下“治理”概念的内涵和价值时，主要体现为一些基本主张和价值诉求，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治理本土意涵的挖掘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治理”概念的政治性内涵。有学者指出治理理论强调政策科学和公共管理问题而忽略了冲突性的政治议程，治理研究应当思考治理理论的本体特征及其规律，即“自主性国家、统治能力和国家能力，其实都是如何实现有序政治秩序这一人类难题”[6]。治理的根本问题是(国家)实现(对社会)有序政治秩序和有效组织性的建构。 二是“治理”概念的时代性内涵。随着现今中国政治话语权的凸显，不少学者提出政治学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之治”的话语权。此种呼吁即是要强调中国的治理经验在治理理论研究中应当有其位置。如，徐勇阐释了“中国治道”的内涵，认为“治道”是基于治理实践，反映普遍规律和发展方向的原则和依据，它具有问题和目标双重导向。基于“中国治道”的理想治理模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7]。唐亚林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坚守、人民需求和人民生活的满足、人民主体和人民力量的依靠、人民参与和人民协商的实现、人民满意与人民抉择的遵循，创造性地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的价值基础、动力基础、主体基础、制度基础和绩效基础，体现了问道于民、问需于民、问力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五位一体’的复合特征”[8]。另有学者提出要拓展“中国性的治理理论”[9]，解决“大国难题”[10]，赋予治理概念以时代性内涵[11]等。 三是“治理”概念的历史性内涵。这类主张注重挖掘和比较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与现代政治语境对于“治理”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异同，并将前者作为有效资源，强调治理内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延展性。有学者从中国古代的公私之辨和礼治传统出发，提出治理在中国的实现“取决于中国所处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善治框架相容”[12]。该观点强调以发掘中国治理传统为基础，探索中国治理现代化之路。 (二)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已有学者提出了“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只是当时尚未产生系统论证该概念的学术自觉[1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国家治理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成为研究热点。 1.国家治理：内涵与价值 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政治学学者对于我国政治实践的敏锐洞察和独特贡献。徐湘林较早呼吁提升国家治理在政治学话语中的地位，并指出国家治理概念强调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是对社会中心主义治理观的修正与反思[14]。 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和内涵，学者们基本上延续国家中心主义的思路展开，从国家职能[15]、国家性质[16]、国家治理方略和国家治理制度[17]等层面来进行拓展。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权建立以后的政治管理，是国家治权的运行和实施。在国家功能意义上，国家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与公民权利主体，围绕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维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互动行为、制度规则和思想文化[18]。另有学者提出国家治理的政党中心论，其核心在于基于法制的政党与国家互嵌，这有效避免了政党竞争政治的弊端，而形成以凝聚共识和强化协商共治的新型大国治理模式[19]。 对于国家治理的实质内容，学者们基于不同标准进行了界定。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他还探讨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并指出其一致性在于治理出发点和导向性，其区别在于治理层次上的侧重和具象特征[20]。俞可平指出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包含党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道路、治理改革策略、治理改革路径、协商民主及基本核心价值等特征[21]。薛澜则认为国家治理包括：公权力行使、增进公共利益、多主体协作、实现治理有效性等方面内容[22]。总体来看，学界对国家治理的界定强调国家(及党)的主体地位、价值导向性及治理有效性等多层次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