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拓扑像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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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艺术符号文本的主导再现理据是像似性,即艺术文本与对象之间有像似式联系,这是艺术对自然的模仿本质造成的。实际上,艺术的像似性问题极其复杂,其中不可避免地混合了指示性与规约性。艺术的形象与描述对象之间,不可能是直接像似,而是拓扑像似,即弹性变形的像似。它大体上表现为四种类型:变形拓扑像似,即艺术形象是事物形象的变形;艺术家与观者心中的形象整理造成心理拓扑补缺,为艺术提供了创造空间;拓扑连接,即艺术文本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呼应,构成意义整体;发生在文本之间的拓扑延续形成文本集群。这四种拓扑像似类型在文学中更为多样,形成方式更加复杂多变,从而给艺术家的创新和观者的积极创造留下余地。从符号美学角度考察,由拓扑像似构成的复合理据性才是艺术再现的基础。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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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艺术像似什么?

       皮尔斯提出,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联方式即所谓理据性有三种:像似、指示、规约。此说远远不仅是一种符号分类,而是人类思维与意义行为的三种基本方式,是任何关于人类意义活动讨论的出发点。

       “艺术符号就是像似符号。”①莫里斯在1939年提出符号美学这个学科时如此说道②。这话乍看几乎是常识,因为艺术总是在给对象塑造一个形象。莫里斯自己承认这个定义留下太多问题:所谓“像似性”(iconicity),是符号与对象之间共有部分品质。如果二者完全像似(例如同时打印出来的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它们的关系就是互为副本,符号再现功能被取消。反过来,如果符号文本与对象之间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像似性无从谈起。莫里斯解释说:“复杂的艺术符号中,看来至少有个别的符号单位是像似符。”③这样一来,必须回答两个继发问题:文本与对象哪些单位必须像似?共享与不共享如何混合才成为艺术?莫里斯本人在1965年,即在提出此命题近三十年后,著文承认像似性在艺术中如何起作用是个未决问题④。本文试图从符号美学出发,探索像似性究竟如何在艺术的构成中起作用。

       艺术像似是所谓模仿论的基础。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19世纪,模仿论在艺术界被普遍信奉。到20世纪,模仿论依然是许多艺术理论的出发点。例如,奥尔巴赫的名著《论摹仿》,详细剖析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则把模仿视为艺术的两个基本范式之一。在现代,很多理论家反对模仿论。哈利威尔指出,模仿问题极其复杂:“一部分观点强调艺术作品与外在表象的联系;一部分观点会考虑模仿对象的内在积累与虚构特征。不同的模仿理论被描述为艺术再现的‘反映世界’‘模拟世界’‘创造世界’之间的不同。”⑤温克尔曼则直截了当地指责模仿论,认为模仿造成艺术的衰落,“模仿限制了天才”⑥。但模仿显然是艺术再现的基础,“艺术是像似符号”在一系列条件下能成立,否定这一点恐怕会造成更多困惑。近年艺术理论中的所谓“再现危机”⑦,主要是因为对模仿的复杂性研究不足造成的。

       但艺术文本只包含像似性吗?论者很早发现,艺术作品中的像似性,经常混合着指示性和规约性。夏皮罗于1972年提出一个新的符号范畴,即“符号支撑”(signbearing),意思是像似性要靠其他符号对照支持。例如,一张脸可以用线条勾勒,“我们并不把这些轮廓线看做一个真实或想象的脸的特征”⑧。人脸上实际并无线条,线条并不是像似某种特征,而是指示某个块面的边界。同理,绘画的许多元素,“线条、泼溅、色点等,都并非在模仿对象。它们通过相邻的标记的联合,才具有再现的功能”⑨。

       夏皮罗这个观点得到其他符号艺术学家的响应,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他的《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夏皮罗这个看法:艺术家再现对象的任务“不是复制的问题,而是传递的问题”⑩,关键看接收者的理解方式。艺术史家米克·巴尔(Mieke Bal)举例指出,弗朗西斯·培根的《根据委拉斯开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的习作》中,“教皇本人是像似符,但张大嘴吼叫却是指示符(因为并不像似)”,她把这种复杂像似性称为“双编码”(double coding)(11)。有的论者称之为“指示性形象”(indexical image)(12)。

       艺术不可能单纯依靠像似性,三种理据性汇合的现象几乎在任何艺术文本中都存在。中国古典山水画中的留白在实际的风景中并不存在,天空也不是空白的,但是天空与山景的对比,与留白与景色的对比相对应。空白与天空不是纯像似关系,而是邻接衬托出来的指示性。暗影也可以如此解读。伦勃朗肖像画的暗中之明并不一定是实际的明暗,而是背景从略,以突出部分脸容特征。

       关于艺术作品的“非像似”解读,贡布里希有个平实的说明:“我们不可能把看见的东西与知道的东西完全区别开,我们对所见之物的知识或信念总是会影响我们的观看。”(13)符号美学家卡罗尔(Noel Caroll)也认为:“全部绘画都涉及与解读相关的惯例或代码。正因为这些惯例因时而变,因文化而异,那么理解别处的绘画,就需要了解有关的惯例。”(14)我们从艺术作品中看到的形象,经常是取决于前人作品累积形成的文化惯例,也就是规约的像似性,而不是真正的外形相似。

       我们的知识和信念受社会文化的规约,没有任何解读能完全不依靠规约性。这也是埃科(Umberto Eco)对像似性的批评。他认为像似符号必须靠文化规约起作用:“像似性并不存在于形象与其对象之间,而存在于形象与先前文化的内容之间。”(15)埃科的意思是,像似符号要依据符号接收者文化规定性的理解才能表意,因此像似并不是充分的理据性,认为符号靠像似性就能再现对象,是一种“像似谬见”(iconic fallacy)。埃科甚至主张,干脆从符号学中取消像似性这个范畴。

       图像有其自己的生命力。当代德国美学家波姆(H.G.Boelm)认为艺术形象不是纯像似:“既不透明又具有透明性,既是物质的又完全不可捉摸。”他指出,艺术形象并不模仿已经在场的事物形体,而是借其在场性,让各种缺席者(无在场性者,例如某历史场面、未来场面、想象场面或无可见场面的情感和状态等)出场,此种再现(representation)是“代为呈现”(re-presentation),是积极再现,或创造性呈现(16)。此话听起来复杂,实际上是说任何图像(例如一幅半身像)只可能是用部分代替整体的指示符,目的是从我们的经验中引发出不在场的事物整体(例如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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