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21)01-0024-09 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政治谱系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成员——政党。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言：“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①政党的“出场”，使政党政治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命题摆在了政治学者们的面前。如何认识政党的发生及其演进，成为了学者们思索政党政治时不可回避的前提性问题。现代政党“是民主、普选权、赢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以及在领导上发展出最高度的统一性和形成最严格的纪律这两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产物”。②以往，学者们更多地关注选举权的扩张对政党兴起的外在推进作用，③但事实上，政党纪律作为政党变迁的内在动力支撑亦非常重要，马克思曾言，“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④政党纪律是对政党内部组织与成员行为进行约束的制度规则，为政党变迁提供了关键的内在制度动力，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在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较为有限，这也即是本文论证的起点。 一、纪律推动现代政党的兴起与分野 在世界视野中观察政党的兴起与沿革，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组织变化的过程，更是一个纪律塑造的过程。纵看政党的各种类型，莫不如此。 (一)现代政党的发生 梅因曾在《古代法》中对社会变迁作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判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⑤面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革，梅因关于身份制社会到契约制社会的观点，清楚地透露出社会结构在人与人关系这个维度上的转换与演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结构摆脱了以血缘维系的、家庭为单位的模式，转向了以契约维系的、个人为单位的模式。社会交往的两端从“家庭—家庭”，转向了“个人—个人”。与此映照，在社会政治的场域里面，许多事物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现代组织形式在所有领域中的发展与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和持续扩张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教会、国家、军队、政党、经济经营、利益集团、基金会、俱乐部等等，概莫能外。极而言之，它的发展乃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根基”。⑥政党就是典型的一类，随着内部组织形式趋于现代化，而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早在17世纪70年代，著名的“天主教徒阴谋”⑦事件触发了英国议会两个派别的分裂，促生了最初的政党——托利党(Tory)和辉格党(Whig)的出现。然而，与现代政党的组建不同，托利党和辉格党都是通过类似于血缘家族式的亲朋故旧关系，由以若干“显贵”(Honoratioren)为核心的家族式小团体组建而成。这些小团体并不常设。在两党中，置于议会中的私人关系是促使政党最初形成的关键因素。在私人关系所组建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中，源于血缘家族式的身份依附十分典型。其证据有三：一是两党内的很多团体多以其领袖之名称呼。例如“贝德福德辉格”(Bedford Whigs)、“格伦威尔辉格”(Grenville Whigs)等。而且，多数团体的寿命常与本团体领袖的政治生命或自然生命同时终结。⑧二是两党的很多成员都与土地有关，大多都是土地所有者及其代理人。对他们来说，私人关系和地域乡土观念远远超过了政治原则。⑨三是两党不是全国性政党，并没有议会外的党组织，仅仅在议会中表现出凝聚力(cohesion)。 初创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所包含的成员很少，以政治精英为主，其并不寻求扩展成员规模。党员承认以及加入政党依靠的是血缘家族式的身份。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看，这种政党在议会内外、全国上下并不能进行有效的指令传达，呈现出较为松散的状态。在意识形态上，政党宗旨也不十分统一。很显然，它是一种“身份制政党”或“显贵的政党”。⑩然而，从现代政党的视角看，最初的政党显得松散与粗糙。也难怪韦伯视之“业余”。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之后，通过政党纪律的推动，内部成员越来越多地受到明确的制度约束，现代政党在组织性上开始有所进步，并建立了全国性的议会外党组织，将议会内外、全国上下尽可能地组织在一起，以填补选举权的拓展带来的“政治真空”。 (二)组织形式趋向科层化 尽管不同现代政党组织和纪律的目的各有不同，或者为赢得议会选举，或者为进行体制外革命以再造政权，但无疑对于政党而言，纪律在其组织的塑造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没有纪律也就没有组织。而且，纪律的作用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其“对政治与社会秩序有着更大的影响”。(11)理性化的纪律放在政党的语境里，表现为政党纪律，一样要将政党组织架构整合成为理性化的科层组织。“从长远来看，一切使代表服从选民意志的努力只能产生唯一一个结果：增强政党组织对代表的控制力，因为惟有组织能够动员人员。”(12)由此，科层化或者官僚化的政党就出现了，“官僚化的第一个这种基础就是行政任务的量化扩展。从政治上说，大国和群众性政党则是官僚化的典型场域”。(13) 相对统一的政纲和统一的动员，是现代政党的标签。不同于传统的依赖于家族身份的显贵政党，现代的政党是依靠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来整合的科层化政党，其在“组织的一致性”(organisationalcoherence)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14)从中央机构到地方组织，政党都有基本的架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并不仅仅在议会选举的时候才会发动起来，相反，在平时其仍然不断活动。议员候选人的推选也开始摆脱血缘家族式的身份依附，从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中得到推选，不断升级，参加上一级大会的选举，直至党员的全国大会。不仅如此，由于不再是显贵小团体的松散组合，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亦体现在政党纲领之中。 从身份制政党到科层制政党，体现了政党在历时性这个维度上趋向现代性的重要变化。现代性的来临，不仅要求排除神的旨意，而且重在要求政党的组织相比以往更加严密。因此，韦伯关于“党组织日趋严密”的必然性判断，正是对身份制政党到科层制政党的最好诠释。“党的官僚和纪律将会日益占据支配地位，进而把地方显贵圈子淘汰出局——至少在各个大国中就是这样。”(15)
